（德国之声中文网）1999年11月24日，一艘渡轮在烟台港附近失火沉海，280人遇难或失踪。当时我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立即派记者前往现场采访。很快，宣传部发来禁令：只能发表官方通稿。我给前方记者打电话说：我们现在不能发表报道，但是你们照常采访，也照常写稿，也许十年后发表。

这并非义愤或者戏谑之言，而是严肃的工作安排。当时编辑部每月给同事赠书，其中一本书叫《美国禁发新闻》。我们想，中国的禁发新闻多出千万倍，何不为十年后准备一系列出版物呢？于是，我们用“为未来写作”来应对宣传禁令。

后来宣传部变得聪明了，禁令往往会加上一句“将记者从事故现场撤回”。但是，我们仍然可能会秘密采访、事后采访或者让当地记者为我们写稿。

十年后出版《中国禁发新闻》丛书？没错，我们当时相信中国正在发生改变，新闻自由不可能逆转。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加入世贸组织，将在自由、公平、透明度、知识产权和跨国新闻等多方面作出承诺，“与国际接轨”是一个官方和民间共享的流行词汇。

事实上，很多禁发新闻不用等到十年之后，在事故发生半年或者一年之后，我们会再次采访之后以各种不同的角度予以发表，其中包括烟台海难。如此看来，我们当时还不够乐观？

如今，中国已经加入世贸二十多年，成为此间最大的受益国，升级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互联网成为生活日常，消息传播更加便利——不仅记者，普通民众也可以成为发布者；不仅纸媒，社交媒体已然跃居前线。那么，中国的灾难新闻报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要登记患者姓名，逐级上报，才能告知”

2023年4月18日中午，位于北京丰台区的长峰医院发生火灾，至少29人死亡。这场北京多年来最大的一起火灾悲剧，在事发七八个小时之内，被隐藏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没有网络传播，没有新闻报道，没有家属通知。一直等到晚上看到官方通报，许多家属才知道自己的亲人可能已不在人世。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得不到确切答案——医院拒绝发布死者名单，也不肯回复家属询问。据媒体报道，“分诊台的工作人员说，要登记患者姓名，逐级上报，才能告知”。

短短17分钟的通报会，强调领导到场，救援及时，灭火措施到位，医疗救助到位。死者是谁，在哪里，不知道。幸存者是谁，在哪里，也不知道。一些幸存者被转院治疗，转到哪里了，也不知道。据称，一些患者家属凭着猜想去各家医院查找，可以想见那种痛苦与慌乱。

在人人手机自拍的时代，一场医院大火几乎不可能没有视频上网。然而，比救人更迅速的是，这些视频被删得干干净净。网络传播也遭到严格限制。一场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列出翻车事故可以连续十天上“热搜”，“淄博烧烤”可以火遍全网，一只熊猫的病亡引发全民悲悯之心。相比之下，4月18日中午，北京长峰医院的至少29名患者，可以说是静悄悄地与世长辞了。一直到官方通报之后，传播和讨论被严格控制之后，这个消息才从容不迫地出现在“热搜”榜上。

“不给党和政府添麻烦”

面对家属和民众的怨愤，有“网民”谴责道：“不是新闻报了么？不是上热搜了吗？不是开发布会了么？到底要怎么样你们才能满意？”

假造民意，是中共宣传的拿手把戏。二十年前，人们普遍相信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流通会让这种把戏无以为继。然而，严厉维稳的国家暴力加上“互相争夺绞索合同”的资本家的贪婪，这种把戏被玩得更加行云流水。

二十年前，宣传官员也会假装满怀苦衷：“到底要怎么样你们才能满意？”“大家能不能不给党和政府添麻烦？”但是，他们没有机会也没有胆量对公众喊出来，对记者抱怨也没有那么理直气壮。今天，他们可以借助个体“网民”身份大肆撒泼。

无论是东航梧州空难，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还是长峰医院火灾悲剧，死难者家属似乎的确隐忍失声，“不给党和政府添麻烦”。但是，到底是暴力控制还是“网民谴责”的结果，其实并不难得出结论。

有网民列出官方的种种劣迹，反问道：“到底要怎么样你们才能不满意？”以对家属和民众“怒其不争”的方式，说出了中国民众在政府一再用来表功的“基本生存权”方面的荒谬处境。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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