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邓小平不停地口吐浓痰，反复出现在包括撒切尔夫人在内的英国官员关于1982年中英北京谈判的回忆中。一个独裁者令人厌恶的身体语言，可能会成为焦点，让人产生难以抹去的生理反感。江泽民统治中国十三年的末期，这种反感达到一种极致。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江泽民那夸张的黑框眼镜，高及胸部的裤腰，突然掏出小梳子梳头的动作，拿腔拿调的地方口音，以及骂记者"too young too simple" 的语态，都像是一个小丑的丢人现眼。当长相端庄的胡锦涛以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发表就职感言时，尽管内容陈腐八股，但是很多人感觉如沐春风，长长舒了一口气。

人们又在胡锦涛身上重复了这段体验。他的古板、机械、照本宣科、面无表情，很快被称为"僵尸脸"，让人觉得毫无生趣，无法忍受。习近平步态轻松地走到前台，在就职感言中说了一句俗语，就被称为"官话的改革"，甚至传言有专事话语革新的高级班底。

当习近平在各种演讲中长篇累牍地诵读基础文学史书单，声称自己饱读诗书时，再也没有人谈论他的语言班底了。人们开始觉得，那个自称"以长者身份"教训记者的可笑老头儿，更像一个真实的人。《纽约时报》报道，在中国社交网络上出现了"膜蛤文化"--癞蛤蟆在中国文化中是令人恶心而可怕的动物，人们用它来描述江泽民的形象，而今天连癞蛤蟆都变得可爱起来，正如它的替代隐语"哈哈"，有一种亲切的自嘲味儿。

公然翻脸不如继续欺骗？

这些不太政治正确的身体形象褒贬背后，是对统治者的治国方针的评价。江泽民是一个投机主义者，在"六四"镇压之后上台，以为越保守越能保住权威，结果差点被邓小平再次换掉。事实上，他是一个自卑的崇洋媚外者，以和外国名记"谈笑风生"为荣。其政治后果是，在他当政期间，"与国际接轨"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词，遵循国际规则成为一种共识。

接轨国际的一个途径就是"依法治国"。江泽民在党代会上提出这个口号，并推动将其写入宪法。他还提出了"三个代表"，追求"代表先进文化"。作为一个独裁政党的领袖，这些都是骗术。但是现在人们发现，跟赤裸裸地怀念 "文革"、反宪政、抓律师的习近平相比，拿"学习西方民主法治"来骗人也是相当不错的幌子。毕竟，在这个幌子之下，维权律师队伍在法律"红宝书"的庇护下茁壮成长，言论自由也有更多的"空子"可钻。

未来是过去的延续

问题在于，江泽民时代真的值得怀念吗？他和习近平之间，真的是传说中的死对头关系吗？显然，这是对历史的简单分割。假如有一辆时间机器，让我们退回到二十年前，然后再往前走，难道它会走到别的轨道上吗？不，我们依然会走到现在。无论习近平如何"人走茶凉"，把江派人物打得落花流水，两个独裁集团之间的内在传承都不可否认。

人们怀念的东西到底有多美好，也是值得怀疑的。的确，当时人权律师尚能慷慨陈词，大胆敢言者还没有流亡，但是魏京生在狱中，达赖喇嘛在流亡，这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当年我供职于《南方周末》，尽管它曾经批评过法轮功，但是当江泽民开始镇压之后，我们有意抵制刊发新华社通稿，竟然可以做到，让今天的编辑记者无比羡慕。然而，这丝毫不能改变法轮功练习者遭到残酷镇压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仅有怀念不能带来改变。习近平今天打压人权律师，正是江泽民打压法轮功的后续，也是胡锦涛建立"和谐"体系的必然。如果专制体制不变，依此类推，习近平之后的统治者，不会更好，只会更坏。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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