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位于中国西北大漠边缘的青海省德令哈市，因为海子的一首短诗《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而广为人知。海子在这首诗中吟诵道：“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这几天，因为一份政府文件的流出，德令哈市再次进入热门话题。这份文件是《严格落实“砸锅卖铁”要求的方案》，由“德令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8月1日印发。

尽管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政府和领导人用语的随意和混乱，但是“砸锅卖铁”仍然让人觉得太过怪异。网上很快出现海子诗歌的“砸锅卖铁版”：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砸锅卖铁……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砸锅卖铁。

“砸锅卖铁”工作专班

网民们发现，除了德令哈之外，重庆璧山、内蒙古卓资、宁夏永宁、青海海东、浙江泉州等地政府都在“砸锅卖铁”，或成立“砸锅卖铁”工作专班，或下发“砸锅卖铁”红头文件。

经媒体查询，这些政府行动源自一份“上位文件”，即国务院办公厅2023年下发的“47号文”《重点省份分类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其中就有“砸锅卖铁全力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要求。该文件还明确了化债的12个重点省区市：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

作为一个成语或俗语，“砸锅卖铁”的意思是穷尽一切办法，大体相当于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不留后路，绝处逢生。

从方法论上说，人们对这类政府行为并不陌生，也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常常被描述为专制政权的优势。但是，“砸锅卖铁”更多地用来表达态度，诅咒发誓，声嘶力竭，在绝望中挣扎，让人深感不安。

严重的地方债务风险已经让人们感到担忧，而“砸锅卖铁”这个词传递的信息不止于此。人们知道，专制政府可以“砸锅卖铁”化解债务风险，也可以“砸锅卖铁”封锁城市对抗疫情，“砸锅卖铁”打压私人企业，“砸锅卖铁”抓捕人权律师，“砸锅卖铁”解放台湾。

“砸锅还须身子硬”？

现代政治强调规范化和制度化，文件和法律的用语都要求清晰而准确。但是，这并不是专制政权的追求。恰恰相反，这些政权一方面坚持政治八股文，另一方面又喜欢随意创造新词。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以其模糊性留下滥用权力的空间。在前者制造的刻板僵化的政治氛围中，后者往往被欢呼为“贴近群众”、“接地气”、“充满生气”。

习近平上任初始，说了一句“打铁还须身子硬”，立即被宣传机器放大，甚至被一些专家学者描述为政治新风。这句俗语出现在各种媒体头条和各地巨幅的政治标语牌上，中宣部和中央电视台还以此为题目制作了三集专题片。人们没有想到，这位冒充“打铁匠”的领袖，可能真正的身份是“砸锅匠”。

经历过文革历史的人们，对这类“生动有力”的政治口号非常熟悉。杨绛的小说《洗澡》对此有过讨论，她认为很多政治术语也有羞辱知识分子的功用，比如把“思想改造”称为“洗澡”、“脱裤子”、“割尾巴”。

“兴许解放台湾，打到最后就差这两颗子弹！”

从网民的反应看，很多人根据“砸锅卖铁”字面意思，对政府的行为感到疑惑。不少网民都“弱弱地问”：为什么要砸了锅卖铁呢？直接卖锅不是更好吗？一口锅可能值100元，砸成废铁之后可能只能卖10元啊。

还有网民很认真地对此进行了解答。比如，铁锅不是什么优质资产，一时半会儿也不一定能卖得出去，砸成废铁之后倒是容易换一些快钱。

把家产化整为零，换一些快钱用——败家子们不都是这样干的吗？在这里，“砸锅卖铁”的意思是拆屋卖砖、杀鸡取卵。这不仅仅反应了词语内涵可能发生变化，而且让人回想起中共制造的历史灾难。

“大炼钢铁”就是一次祸国殃民的“砸锅”运动。只是老百姓被迫砸了锅，却不允许卖铁，而是拿到土制“炼钢炉”里去烧，烧成一块块无所用处的废铁。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描述过这段历史。女主角家珍问镇长：“把这锅都砸了做不成饭，往后吃什么?”镇长答：“你看，你看，往共产主义跑呀，还愁没咱吃的？”

那么为什么要砸锅炼铁呢？镇长解释说：“咱们炼的钢铁呀，能造三颗大炮弹，都他娘的打到台湾去。一炮打到蒋介石的床上，一炮打到蒋介石的饭桌上，一炮打到蒋介石的茅坑里，让他睡不成觉，吃不成饭。”

在劝导男主角富贵把自己心爱的皮影戏工具中的铁也拆出来时，镇长说：“这铁至少可以造两颗子弹。兴许解放台湾，打到最后就差这两颗子弹！”

这样的场景都说不上有多少艺术的夸张。当时，那是中共一本正经的政策举措。1958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让土法炼钢遍地开花》。当时，全国所有劳动人口的五分之二都在“炼钢”，挨门挨户砸锅，人人上山采矿，全国各地建造了数百万座土高炉。结果是紧接着到来的大饥荒和延续到现在的山林被砍光之后的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山洪无阻。

民主国家不允许政府“砸锅卖铁”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砸锅卖铁”，这虽然是网民的调侃，但是严肃地想一下，会让人感觉到巨大的悲凉。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热，在本质上是一场政治运动，或者是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的前奏。海子的诗歌被认为代表了当时理想主义的光芒及其幻灭。1989年3月26日，他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六四”研究者吴仁华认为，“因为对现实社会深感失望、思想极端苦闷”，而这是“当时中国青年知识份子的普遍现象”。

尽管海子卧轨和“六四”运动没有直接关联，但是这场悲剧加深了人们的绝望和愤怒情绪。一个月之后，他的好友、诗人骆一禾在天安门声援绝食请愿学生时突发疾病，随后去世。

如果“六四”运动成功，中国走上民主的道路，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那么我们不需要、也不允许政府动辄“砸锅卖铁”——无论是破釜沉舟，还是杀鸡取卵。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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