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11月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104个“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要求他们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此之前的9月20日,习近平在“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参观了枫桥经验陈列馆。
据新华社报道,在当日举行的“枫桥经验”纪念大会上,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总结要点是: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舆论认为,习近平由此释放了重要的政治讯号。
“枫桥经验”的Cosplay
“枫桥经验”来自1963年,在浙江省宁波专区诸暨县枫桥区产生的依靠群众就地监督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按照中共官方学者的解释,“枫桥经验”诞生时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基层党组织发动群众,对存在破坏行为和潜藏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进行评审和说理,由群众监督改造他们,不把矛盾和尖锐问题“上交”,最终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改造成新人。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发动群众斗群众的“阶级斗争经验”。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跟中共历史上很多“万金油”政治口号一样,“枫桥经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扮演的角色并不一致,有时甚至互相矛盾。
1979年,中共决定给地主、富农“摘帽”,以对“四类分子”进行群众专政著称的“枫桥经验”,摇身一变成为“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纠正历史错误的“摘帽”经验。
“六四”镇压之后,“维稳”成为中共主流口号。1991年5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称赞枫桥“依靠群众维护社会稳定”。“枫桥经验”成为“维稳经验”。
2002年习近平从福建省调任浙江省后,又要拿“枫桥经验”做文章。不过,“和谐社会”是随即到来的“胡温时代”主旋律。2003年11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通讯《让我们的社会安定和谐———浙江省诸暨市创新“枫桥经验”纪实》。“枫桥经验”又成了“和谐经验”。
“和谐社会”掩饰的是全面维稳体系的建立。2008年已经是犯罪分子(根据法庭判决书)、任职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对“枫桥经验”进行的总结是:坚持抓源头、抓苗头、抓基层、抓基础,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到了习近平时代,“枫桥经验”先后成为“扫黑除恶”、“动态清零”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对这个历史名词的强调,展示了他“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重返毛泽东时代的“经验”。
发动群众斗群众
这并不是说,习近平强调“枫桥经验”释放的政治讯号不重要。
11月6日的纪念会有一个很长的标题,叫做“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大会”,刻意在毛泽东和习近平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尽管毛泽东“批示”的时候已是至高无上的独裁者,而习近平“指示”的时候还是一个战战兢兢的省委书记。而且,习近平当时的讲话,完全是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的语言,比如“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
从上述历史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枫桥经验”不仅来自毛泽东时代,而且被历代中共领导人继承和实施。即便它不叫“枫桥经验”的时候,“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也从来都是中共维持统治的基本手段。无论是“四清”、“文革”还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无论是“计划生育”、拦截上访还是“动态清零”,都是上面一声令下,下面“守土有责”,穷尽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本地化的“围追堵截”。
其中最有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动员和利用群众,无论是“文革”中的派系武斗,还是当代的“朝阳群众”举报“间谍”,都是成功的“经验”。
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枫桥经验”的核心所在。这并不是习近平的创造发明,但是他总是将中共统治最令人不齿的一面当作骄傲历史来传承。
2023年3月10日习近平第3次宣誓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0年前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习近平对内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对外推行强硬外交、宣传东升西降,联俄抗美。一起回顾习近平执政这10年为中国带来何种转变。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AP/D. De La Rey2023年3月10日,中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2952名与会代表投票表决,一致支持69岁的习近平续任国家主席及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宣布当选之际,现场响起如雷掌声。由此,习近平打破邓小平之后中共领导人执政两届共10年的惯例,开始其第3个任期。
图像来源: Aly Song/REUTERS2013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惩治腐败、从严治党”,并且喊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口号,随后中共展开了一系列党内整治运动。 2014年,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成为因腐败被捕的最高级别官员,被开除党籍、公职,判处无期徒刑,打破了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中国官方透露,从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中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查处人数共计408万9000人。反腐运动除了打击腐败官员之外,也是习近平铲除政治异己的手段。
图像来源: Reuters/Jason Lee2017年10月的中共19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被写入党章。普遍认为,习近平在此时巩固了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隔年2018年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修宪案,取消了邓小平时期定下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习近平在二十大后继续连任铺平了道路。 2021年公布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再度加深了对于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决议》写道:“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AP Photo/N. Han Guan习近平在2012年出任最高领导人时曾宣布,消除贫困是他的首要施政目标。 2021年2月,他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然而,世界银行对于“极度贫困”的标准是每人每天生活支出低于1.9美元,中国的标准略低于世界银行,约为每天1.7美元。经济学家胡星斗曾表示,如果按照联合国或世界银行标准来衡量,中国还有好几亿贫困人口。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2020年表示,仅管中国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图像来源: Ju Peng/Xinhua/picture alliance 尽管宣布脱贫成功,中国贫富差距的鸿沟却越来越大。为了调节此现象,2021年8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该次会议强调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会议中也提到“三次分配”的规划,即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鼓励富人捐赠,让资金流向相对贫困人群而实现社会收入转移。此后,多家私企成为中国政府打击的目标,私企大佬如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京东创办人刘强东等人纷纷宣布退居幕后,避免惹祸上身。
图像来源: Koki Kataoka/AP/picture alliance近几年,中国政府开始采取对资本敌视和打压。在习近平“房住不炒”的口号下,北京开始采取实质性措施抑制房地产市场的畸形扩张。 2021年推出对房地产企业实施限制融资的“三条红线”,要求房企压缩负债,这导致以恒大为代表的一批地产开发商陷入巨大的债务危机,也使以往热络的房地产投资市场明显降温。 2021年7月,中国政府推出“双减”政策整顿教培行业:严禁教培机构资本化运作,规定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被视为宣告教培行业的“死刑”。教培领军企业新东方和好未来的股价,分别暴跌超过80%和90%。
图像来源: NICOLAS ASFOURI/AFP/Getty Images2019年末,新冠疫情首先在武汉悄悄扩散,当局在疫情初期试图隐瞒消息。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曾在私人微信透露可能是SARS病毒,并且质疑当局“没有人传人”的说法。他随后遭到上级约谈、被央视新闻报导成“传播谣言”,却在一个月后死于新冠肺炎。如今,在全球疫情肆虐两年多后,大部分国家逐渐恢复正常生活,但习近平仍强调,中国防疫将继续坚持“动态清零”。中国一再出现大中城市全城被“静态管理”,动辄数千万居民处在被封锁的状态,经济发展也严重受到防疫政策影响,2022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仅0.4%,创下两年来的新低。
图像来源: Reuters/Xinhua2016年,香港铜锣湾书店5名书店股东及员工突然失踪,其中书店经营者李波事后证明在香港被抓,引起舆论对于“内地执法人员跨境抓人”的不满。三年后,香港2019年爆发反《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民众发起的示威游行遭到香港政府镇压。一年之后,中国人大2020年表决通过了《香港国安法》,批评政府的人士将有可能被冠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多间香港新闻媒体遭到警方调查或主动宣布停止运作。习近平今年会晤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时表示,今年适逢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尽管经历了许多风雨挑战,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事实上,在批评者眼中,“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等自治方针如今只剩下口号。
图像来源: Selim Chtayti/AP/picture alliance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称,须以严厉手段打击新疆的“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习近平2014年访问新疆就曾说过:“对暴力恐怖活动,必须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先发制敌,露头就打。”自2017年起,新疆大规模设立“再教育营”,拘押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德国独立学者郑国恩(Andrian Zenz)的研究首先披露了这一现象,后来国际媒体的报导逐渐揭示有关营内强制劳动、虐待、洗脑等侵犯人权的做法。中国至今仍否认新疆再教育营存在,称这些机构为杜绝极端主义、为维吾尔人提供就业技能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2022年8月,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发布了报告,称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实施酷刑的指控是可信的,并提到中国可能犯下反人类罪。
图像来源: Yan Yan/Xinhua via AP/picture alliance中国政府于2013年开始倡议并主导被称为“一带一路”的跨国经济带,其范围涵盖了历史上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也是习近平所提出的“大国外交”的一部分 ── 将自身明确定位为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国,与开发中国家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政府称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区域互联互通,拥抱更美好的未来”,至2021年为止,已对163个国家总计投资8430亿美元。但近年来此倡议却遭到不少批评,一些西方国家称之为“债务陷阱外交”,例如斯里兰卡和黑山便因为积欠中国高额贷款,而陷入债务危机。中国政府慷慨援助外国、免去穷国债务,则被一些人戏称为“大撒币”。此外,输出中国工人到海外大量兴建基础建设,也引起生态和人权等相关争议。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AP Photo/N. H. Guan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大规模关税,其理由是中国窃取美国智慧财产权。接下来几个月,美国和中国互相对从对方国家进口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中美贸易战开打。习近平当时曾称,中国希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定,但中国不怕打贸易战,如有必要中国会“反击”。 2020年1月,中美代表在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除了承诺将在未来两年扩大进口美国商品外,也承诺将进行一系列实质性改革。美国方面则除了少部份关税有所降低,大部份维持不变。拜登上任后继续延长对华加征关税。今年8月,拜登签署《芯片法案》策进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9月,美国政府宣布禁止芯片公司英伟达和AMD出口高阶AI芯片至中国。美国商务部表示正在审查其他有关中国的政策和做法,“防止先进技术落入坏人之手”。
图像来源: picture alliance/dpa习近平多次公开表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势力留下任何空间。 2019年,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表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中国解放军在包围台湾的六个海域空域展开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实弹射击。解放军还宣布,往后将常态组织台海方向战备警巡。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AP Photo/Xinhua/L. Gang2019年,中俄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自乌俄战争以来,中国至今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而直指美国和北约挑起冲突。如今各国对俄罗斯实施抵制,中国反而渔翁得利,从俄罗斯购买了大量低价石油。在今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几周前,习近平在北京接待了普京,期间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反对北约东扩,还称“两国友谊没有界限,没有合作的‘禁区’。9月14日至16日,习近平在新冠疫情之后首度迈出国门,飞往中亚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当然也和普京会了面。
图像来源: DW中国和印度相互接壤,自1962年印中边界战争以来,印度便对中国长期有着不信任感。但在习近平掌权之后,中印将 2014年定为“中印友好交流年”并发表《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接下来连续数年,习近平每年都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至少一次会面。 不过,2020年中印两国部队数度在两国边界附近的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造成双方人员伤亡,后续在两国官员进行数轮会谈之后,事件才逐渐平息。期间,印度政府宣布禁止民众使用中国手机应用程序、印度全国贸易商总会呼吁全国抵制中国货。近两年,中印双方关系仍因边界纠纷而处于谷底。尽管习近平和莫迪皆出席了本月的上合组织峰会,但双方并未如外界预期一般在峰会期间进行会晤。
图像来源: Reuters/Handout默克尔任德国总理期间,德中经济交流大幅增加。 2021年默克尔卸任德国总理前,中国官媒称默克尔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此同时,中国同其他欧洲国家互动也非常热络: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欧之间大幅提升铁路货运量;中国企业在欧盟国家投资基础建设工程、收购经营不善的公司。此种友好局面近年逐渐产生变化,2019年欧盟宣布将中国称为“制度性竞争对手”。 2020年,中欧完成投资协定谈判,但由于中国的人权争议而被欧洲议会无限期冻结。 2021年,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欧中之间存在根本分歧,无论是在经济制度与应对全球化上,民主与人权上,还是在与第三国打交道上。”该文件也强调,习近平“转向独裁”引发欧盟严重关切。欧盟在今年中欧峰会之际对中国喊话:“希望中国即使不支持我们(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也至少别对其加以破坏。”不过,习近平仍高调展现和普京的友好关系。
图像来源: Reuters/P. Wojazer2015年,菲律宾向中驻菲使馆提出外交抗议,要求北京停止在距离菲律宾仅有135公里的填海造陆活动。华盛顿智库公布的图像显示了中国自2014年以来在南沙群岛的填海造陆进展,其中包含建设可供轰炸机起降的跑道、人造新岛等。接下来几年,中方继续进行扩建工程。中国官媒《人民日报》2017年底刊文称“南海岛礁的面貌焕然一新”。同年度的一份智库报告指出,中国在南海岛礁上又兴建了飞机库,地下仓库,导弹发射井和雷达等设施。 今年3月,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表示,中国至少有3座南海人造岛礁已完全军事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回应,中方“在本国领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是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利”。然而,2015年习近平与前美国总统欧巴马会谈时曾称,中国在南沙群岛工程,“不是以他国为目标或给他国造成影响的活动”,中国“没有追求军事化的意图”。如今中国官方宣布完成南海岛礁军事化,与过去习近平之言背道而驰。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AP Photo/Li Gang与过去几十年素来温和的中国外交官们相比,自从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中国外交官在国际间的作风渐渐转为强硬的“战狼式外交”。 “战狼”一词来源于2015年中国的一部同名电影,剧中一些台词如“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成功点燃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路透社2020年的一篇报导称,有中国外交官证实习近平曾指示,面对中美关系恶化等国际挑战,外交官们必须立场强硬地展现“斗争精神”。有学者认为,与其说是借战狼姿态维护国家尊严,不如说是想表演给国民看,展示中国不好欺负的形象。政治评论员邓聿文指出,以前中国总被骂软弱外交,故如今外交官们的“战狼外交”深受民众欢迎。国家的外交迎合国民喜好,使激化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膨胀,却在国际间引起其他国家反感。
图像来源: Illegitime Defense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2020年公布的研究显示,社交平台微信在新冠疫情开始初期屏蔽了大量敏感词,内容广泛,包括中国政府防疫措施、港澳台防疫工作、李文亮事件等。当中192组敏感词涉及中央领导层,其中87%与习近平有关,包括“习近平到武汉”、“习近平+疫情蔓延”等。该报告指出,中国领导人在疫情初期强调“牢牢掌握新闻舆论的领导权”,一方面是为了减低公众恐慌,另一方面是避免领导人尴尬,维持中央政府的威信。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Photoshot2022年6月,《纽约时报》公布的调查报告称,中国政府正透过手机和监控取得公民个资以稳固政权。中国也连续数年蝉联监控摄像头密度最高的国家,全球近10亿个监控摄像头中,有一半以上在中国。这些监控网和自2014年以来推动的“社会信用体系”紧密相连,以规范公共行为、惩罚“失信者”。习近平曾多次强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表示要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大格局。尽管看似布下了涵盖各个角落的安全网,社会事件仍时有所闻,今年发生的丰县铁链女事件和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引起大众关注,这也暴露了社会弊端不是仅靠监控和社会信用体系就能根治的。
图像来源: Reuters/J. Lee “枫桥经验”来自境外势力
这里不得不指出,动员和利用群众并不是中共的发明创造,它来自居心叵测的“境外势力”。尽管中国古人的治国理论也谈到群众心理,例如《论语》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是作为大规模的政治实践,则肇始于近现代的群众心理学,例如勒庞的“乌合之众”理论和赖彻的法西斯群体暴力研究。
勒庞认为,群众习惯盲从,易于操纵,偏执、专横而暴力。赖彻则根据弗洛伊德理论认为,群众对领袖有性欲迷恋,领袖对群众有催眠作用。法西斯动员理论,则将这些群众的特性合理化和正当化,从而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到了列宁时代,保守的“乌合之众”已经成为先进的“革命群众”。
事实上,动员和利用群众,几乎是所有独裁政权维持统治秩序的手段。从希特勒纳粹统治的群众举报,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街头狂欢,到东德史塔西档案馆留下的秘密档案,以及一些亚洲国家实施至今的对女性自由的管制,都与中共的“枫桥经验”互为表里。
“枫桥经验”的实质是破坏法治
“枫桥经验”的实质是破坏法治。即便按照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一个人从基层开始告状,不服基层法院判决可以上诉到中级法院、高级法院,是正常的法律程序,并不是什么给上级添乱,“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的要求是毫无道理的。
摧毁法治的群众运动可以走到哪一步呢?
杨继绳在研究“文革”期间的集体屠杀之后指出,文革期间集体屠杀的受害者不低于30万。他对集体屠杀的原因得出结论说:“直接鼓动和组织大屠杀的是极权制度的基层政权,即县以下的农村政权;制止大屠杀的是省以上的政权……但这并不能排除高层权力对大屠杀的责任。权力末梢横行无忌,大屠杀畅通无阻,有着深刻的制度背景和意识形态根源。制度和意识形态是高层政权造成的。”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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