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1943年8月，德国神甫约瑟夫·米勒（Joseph Müller）去看望一位重病患者。为了缓解这位病人的痛苦，米勒神甫给他讲了一个刚刚听来的政治笑话——

一个受伤的士兵弥留之际叫来护士说：“我作为士兵死去，我想知道是为谁献出生命的。”护士答：“你是为元首和人民而死的。”士兵问：“那么元首能够来到我的床边吗？”护士答：“不，这不能，但是我可以给你拿一幅元首的画像来。”士兵请她将画像放在他的右边。接着，士兵又说：“我是属于空军的。”于是护士拿来帝国元帅戈林的画像，放在他的左边。士兵说：“现在，我可以像耶稣那样死去了。”

病人的儿子在一旁听了这个笑话。他没有笑。他心里装着的不是父亲的病痛，而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他不能容忍这样的“辱德”梗，立即到地方党组织负责人那里进行了举报。米勒神甫被盖世太保“喝茶”，随后遭到逮捕和审判，于1944年9月被法庭以“对国家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瓦解人民的斗志”为理由判处死刑。

根据德国导演鲁道夫·赫尔佐克（Werner Herzog）在《希特勒万岁，猪死了》一书的记载，这不过是十年前一个笑话更加隐晦的翻版。1933年的那个笑话是这样的——

学校里挂着总理希特勒和部长戈林的画像。在两幅画之间有些空位。老师问：“空位可以做什么用？”一个孩子站起来回答：“我们可以在当中挂耶稣的像，因为他当年就是被吊在两个罪犯当中的。”

这个笑话也曾被盖世太保盯上，也被告上法庭，但是最终被当作小事一桩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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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革命牺牲的最年轻的同志啊”

大约是2000年的一天，一位算得上是中国最知名的摄影记者前来《南方周末》编辑部做客，我们请他在报社旁边一家餐厅吃午饭。原本计划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商谈，但是这位记者从头到尾一直在讲领导人的政治笑话。他连讲带唱，十分精彩。饭后，我们打车送他回酒店。上车后，他意犹未尽，竟然对出租车司机说：“师傅，您开车辛苦了，我给您讲讲笑话吧。”

2015年，时任中国央视主持人的毕福剑在餐桌上唱评《智取威虎山》，讽刺中共发家历史并“辱毛”。视频在网上流出之后，官媒发表批判文章，毕福剑失去央视工作。事实上，在此之前的二三十年里，中国各地餐桌上和聚会活动里，讲领导人的政治笑话是家常便饭。

在这些政治笑话中，中共领导人都口音各异，个性鲜明。李鹏又蠢又坏，江泽民虚伪滑稽，邓小平狡猾务实，朱德老实巴交，周恩来愚忠护主，但是故事的主角常常是毛泽东，他残暴、淫乱、多疑和伪善，而且时刻不忘愚民宣传。有一个笑话是这样的——

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强奸怀孕的妇女，导致其当场流产。他叫来宣传干事，表情凝重，指着地上的一滩血，用湖南口音沉痛地说：“这是为革命牺牲的最年轻的同志啊。这笔帐——要算在蒋介石的头上！”

中共塑造的英雄人物，刘胡兰、黄继光、董存瑞和雷锋等人的形象和事迹都遭到无情的嘲讽，其中混杂着窥淫心态、性别歧视和地域歧视。例如，毛泽东时代，政治宣传中经常出现“做毛主席的好孩子”这样的话语。因此，有这样一个笑话——

在一次英雄表彰大会上，某位烈士的母亲被邀请上台发言。这位母亲径直走向坐在主席台的毛泽东，扑通跪下说：“主席啊，他不只是我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啊！”毛泽东皱眉沉思了一会儿，问坐在旁边的周恩来：“恩来啊，长征经过XX（烈士的家乡）了吗？”

“红色旅游”中的“脱口秀”表演

有研究指出，举世闻名的苏联政治笑话主要出产于19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后期，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改革，苏联社会各方面开始松动。同样的道理，中国政治笑话产生和传播的时代背景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叶剑英等人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夺取了政权，以改革开放为名对毛时代进行部分否定。虽然邓小平本人也在这些笑话中“躺枪”，但是相比之下，他的形象不算太差。

当时，嘲讽毛泽东如此盛行，以致湖南韶山的“红色旅游”路线的导游们，全都热衷于讲政治笑话。旅游中巴和大巴成为一个个“脱口秀”舞台，导游们都是优秀的政治“脱口秀”演员。

宣传部曾经下过禁令，禁止“红色旅游”地的导游们讲有关领导人的政治笑话。但是这些禁令效力不彰，导游们往往只是暂时沉默，很快又活跃起来，一直到习近平时代。

毕福剑的餐桌“辱毛”事件，就发生在新时代初期。在这个时代，领导人不再需要否定毛泽东来获得掌权的正当性。恰恰相反，习近平提出了“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要求。国家宣传机器严格控制的舆论中，“毛左”势力越来越大，政治笑话逐渐退场。

米勒神甫隐晦地重复十年前被从轻发落的一个笑话，引来杀身之祸，也是因为时代发生了变化：随着战争的进展，纳粹党变得越来越专制和残暴。

举报不会唱国歌的男友

习近平吃“庆丰”包子、背书单、念错别字，为民间笑话创作提出了丰富的素材。例如，一个笑话说道——

在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兴致勃勃地说：“同志们都说我那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写得好，哪天给我弄一套，我也读一读。”

不过，我怀疑这个笑话出自境外。在中国，日益严酷的政治环境，愈发精确的监控技术，让政治笑话讲不出来，讲了也笑不出来。

社交媒体的普及，原本意味着民间“脱口秀”多了一些舞台和传播渠道。事实上，它们成为互相监督和举报的工具。如果有人在微信群里发一个“辱包”笑话，不用等到“盖世太保”登门，立即就有人谴责：你不想活别人还想活，不要给大家惹麻烦！请群主赶紧踢出去。

正如苏联时期的一个笑话所讲——

有人问：共产主义社会还有警察吗？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到了那个时候，人民已经学会了自己逮捕自己。

“自我逮捕”的理由，都不用等到讲政治笑话，连国歌唱不利索都可能遭到举报了。例如，近日一条来自小红书的热门贴文显示：某女生因男友不会唱国歌而怀疑对方是间谍，拨打了12339（国安机关举报电话）进行举报。

女生的最新贴文说：“叔叔告诉我，不会唱国歌不能作为判定间谍的依据，之前举报成功的小姐姐应该是还找到了其他东西佐证。所以没事啦！但是我以后也会多多关注一下我男朋友的行为的（不会唱国歌，在我看来真的很离谱）。”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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