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谷爱凌（Eileen Gu）、彭帅、朱易（Beverly Zhu）、丰县八孩母亲（她至今没有确定的名字，或杨某侠，或小花梅，或李莹）……这些天来，几个女人的故事，描绘了一个完整的中国。不过，中国媒体上凸显的人只有谷爱凌一人，其余都遭到严格审查、控制和屏蔽。准确地说，谷爱凌也以积极的自我审查配合审查，呈现出所谓光鲜亮丽的形象：一个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天才少女”，代表中国出征北京冬奥会赢得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冠军，还是考入美国名校的学霸和代言众多品牌的时尚界新秀。

“天才少女“的谎言与政治

曾经也是中国媒体宠儿的女子网球双打世界冠军彭帅，如今几乎从中国舆论场消失了。但是，在西方媒体中，关注她的热度不亚于谷爱凌。去年11月，彭帅在微博账号发文指控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数周。随后，她很明显被官方安排和操纵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说着完全符合官方意图的话语，类似于人们熟知的“电视认罪”。声称不谈政治的谷爱凌，也在这起政治丑闻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她在夺冠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真的很感激看到（彭帅）很开心，很健康，又出来做她的事儿了。” 谷爱凌和她的母亲谷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政治话题高度敏感，她们显然清楚中国官方是否需要自己发言，以及怎样发言。有网民称，在谷爱凌和彭帅之间，就差一个爱好体育运动的老领导。

也许距离谷爱凌更近的人是朱易。两人年龄相仿，都在美国出生长大，又都在国籍问题上不明不白地代表中国对参赛。不幸的是，朱易在比赛过程中摔倒。结果，她遭到大量中国网民的嘲笑和辱骂。话题标签#朱易摔了#在新浪微博上的点击量超过2亿次。很多评论者称她“脸都不要了”、“摆烂”、“尴尬”。 对此，谷爱凌并未惺惺相惜，而是在Instagram公然撒谎称，“作为一个真正使用中国社交媒体的人，我想在这里说，90%以上的评论都是积极的和令人振奋的。这是运动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

有人在推特上问谷爱凌，她为何可以上Instagram, 但普通中国人却不行？对此，谷爱凌又留下一个谎言：（在中国）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VPN翻墙。根据媒体报道，在中国至少有超过100人仅仅因为“翻墙”就被警方骚扰、警告、处罚，甚至被法院判刑。

跟很多讨好中共的西方人一样，谷爱凌也用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连接”（connection）和“交流”（ interaction）来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辩护。作为据称学业也很优秀的“天才少女”，以及她的拥有高学历的母亲，显然非常清楚不能使用Twitter、Facebook、YouTube和Instagram的中国人、尤其是无辜遭到拘押的百万维吾尔人，是无法与外界“连接”和“交流”的。使用中英文并能自由上网的她们，也不可能不知道八孩母亲的遭遇。但是，谷爱凌都聪明地保持沉默。在这方面，促进“连接”和“交流”也是一种政治谎言。

谷爱凌和八孩母亲的距离

乍一看，在这个女人之间，谷爱凌和八孩母亲的距离最为遥远。谷爱凌大概认为，她就是再经历十亿次投胎，也不会落到八孩母亲的惨境。但是，八孩母亲的遭遇让普通网民感到不寒而栗。例如微博用户@托尼赵四塔克说：“你离谷爱凌还差十亿次投胎，但离丰县母亲只差一记闷棍。”在此之前，微博用户@TiAn咸鱼安创作了一副漫画《她和她的距离》，在微博上被转发30多万次后遭到删除。

在我看来，假如八孩母亲的故事没有这么敏感，谷爱凌可能会是和她距离最近的人。因为在她名利双收的人生中，唯一缺少的就是“道德”二字。她的公关团队大概正在寻找比“八孩母亲”更加“正能量”的帮助对象，比如一位失学女孩，来弥补这一缺陷，并再一次“感动中国”。但是，在官方宣布正式“全面脱贫”的当下中国，这也并不好操作。前不久，《中国新闻周刊》一篇报道《对话“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来北京找儿子，凌晨打零工补贴家用》，在微信阅读量10w+之后被禁止分享，原因是遭到举报： “2020年国家已消灭贫困，文章用词不当，并且片面地报道他生活穷苦的一面，误导观众”。

中国舆论场对“道德绑架”的厌恶，大概仅次于八孩母亲被铁链锁脖。在一个极权社会，如果凡事都用道德来审视，很多人的生活都无法自圆其说。在推崇价值多元的西方社会，“道德绑架”也是不道德的行为。尤其是麦卡锡主义的阴影未散，对中共支持者的指责须得格外谨慎。但是，道德绑架和道德义务的区别，并非完全逃脱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在对于谷爱凌成功故事的讨论中，往往没有被说穿但又总是挥之不去的就是个人道德。

有人简而言之，强制行善是道德绑架，禁止作恶则符合道德。那么，为了个人名利支持极权，或者具体地说，为网络管制涂脂抹粉、公然说谎是符合道德的行为吗？享受特权——国籍不明却能代表中国对参赛、非法翻墙不受惩罚、公开穿抵制新疆棉的BCI成员品牌服装却不被小粉红攻击等——是符合道德的行为吗？

谷爱凌的辩护者会说，到中国市场发展、并被迫为中国政府站台是她的个人选择，这只能证明中国的舞台广阔。正如我在《长平观察：谢霆锋和赵薇的距离有多远？》一文所指出的那样，当年的德国纳粹政权受欢迎的程度未必输于今天的中共，但是这并不能让它的支持者免于道德或者法律的责任。

当人们在计算普通人和谷爱凌以及八孩母亲之间的距离的时候，可能在无意中将谷爱凌的行为正当化了。我相信，并非人人都想成为谷爱凌。即便能够像她一样投胎，很多人还是会选择过一种更符合道德的生活。何况，在一个极权社会，她和彭帅、朱易以及八孩母亲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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