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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观察:赵婷为什么遭遇严厉审查?

长平
2021年4月30日

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亚裔女性赵婷在中国的审查遭遇令人震惊。时评人长平认为,网络监管和操控能力的提高增加了不确定性带来的普遍恐惧。

Weltspiegel 26.04.21 | Chloe Zhao | Oscar Verleihung 2021
图像来源: Chris Pizzello/AP Photo/picture alliance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的教育给人一种错觉,让人以为我们总是为全世界华人的成就感到骄傲。赵婷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亚裔女性,却在中国遭遇了无情的审查,再一次证明她对中国的判断是正确的:那是一个遍地谎言的地方。

事实上,正如网民所感慨的那样,在赵婷之前,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不能提,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不能提,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不能提,唯一进过的世界杯,连国足前锋也不能提。他们分别是高行健、达赖喇嘛、刘晓波和郝海东。

不谈政治也会遭遇政治审查

赵婷跟他们不一样,她并没有批评过中国政府。网民对她人肉搜索的结果,在多年前的一个访谈中回忆少年经历,说到中国“遍地谎言”(a place where there are lies everywhere),几乎是她唯一的“罪状”。仅仅因为这一句话,她获奖无数的电影《无依之地》(Nomadland)在中国的上映计划就流产了,而且相关信息遭到中国全网封杀,不仅电影名字、她的名字,而且连“奥斯卡”都成为敏感词——同时也是因为香港社运纪录片《不割席》获得最佳记录短片奖提名。

赵婷遭遇的审查令人感到震惊。这个国家“遍地谎言”,或者类似的表述,几乎是很多中国人的日常话语。很多受到尊敬的作家,鲁迅、巴金甚至莫言,说过无数更具批判性的话。即便遭到审查,赵婷似乎也无心抗议,在获奖感言中甚至提到她在中国美好的童年回忆,说了中国话,赞美了中国古人的箴言。这也无济于事。

我曾经分析说,对于中国意识形态所需要的爱国热情而言,“无依”等于冷漠,“游牧”形同背叛。赵婷没有一颗在中国意识形态话语中合格的“中国心”。但是,如果中国宣传机器也一定期待她能够配合表演,回头是岸。显然,她没能满足。

赵婷获奖无数的电影《无依之地》(Nomadland)在中国的上映计划流产了图像来源: Searchlight Pictures/AP/picture alliance

延申阅读:长平观察:赵婷在"无依之地"的"游牧人生"

不确定性带来普遍恐惧

近年来中国的言论审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跟“战狼”外交一样,言论审查也采取了“进攻性防御”的策略。在过去,一个外国人或者海外华人,在海外媒体上批评中国,只要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舆论通常视而不见。但是,如今无论是奔驰在面对西方消费者做广告时引用达赖喇嘛名言,还是H&M在按照“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的标准发表英文声明,都会被中国官媒和“普通网民”查找出来,表上“辱华”标签,虽远必诛。

其次,与其说是中国舆论监管更紧了,不如说它的监管技术的进步让这一切变得可能了。过去它并非无心监管,为此甚至残忍割喉。但是,一个一个进行肉体消灭,即便是要求被消灭者出“子弹费”,也需要漫长的时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专制政权对人民的监管轻而易举地变本加厉。不仅仅找出“遍地谎言”这样曾经无足轻重批评变得更容易,而且操控网络舆论也十分顺手和熟练。

再次,专制政权对批评者的打压具有必然性,但是进行怎样的打压,则并非根据特定的法律或规则,而是具有偶然性。有些攻击变得特别严重,可能是因为攻击者——官方媒体及其操纵的小粉红——当下没有别的更重要的任务。当然,攻击技术的提高,也让可以完成的任务量大大增加。

最后,上述因素导致的结果——审查的不确定性——本身也是维护专制的有力工具。多年来,一些西方学者煞费苦心地用西方学术理论和标准来研究中国问题,虽然不无斩获,但是总体上捉襟见肘,甚至南辕北辙,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不了解不确定性在维护专制政权中的重要角色。正如曾经的香港,法治社会让人放心,在行动之前就能评估后果。实施国安法之后,香港在一夜之间内地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不确定性带来的普遍恐惧。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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