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2024年MTV音乐视频大奖颁奖典礼上，再获殊荣的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感谢粉丝投票之后，话锋一转：“如果你超过18岁，请登记为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投票——总统选举。”现场掌声和欢呼响成一片。

这并不让人意外。就在几天前，美国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与特朗普的电视辩论刚刚落幕，这位拥有上亿粉丝的流行巨星就在Instagram发帖宣布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并配上了她抱着猫咪的照片，签名“无孩猫女”(Childless Cat Lady)，以抗议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JD Vance）的厌女言论。

泰勒·斯威夫特在中国也有大量粉丝，中文昵称为“霉霉”。今年她在新加坡连开六场演唱会后，据称拉动粉丝消费数亿美元，引得泰国和菲律宾大发“醋意”。有消息说，上海市政府也曾研究重金聘请“霉霉”去刺激经济。

如果真有其事，那么上海市政府最终放弃了努力，在视女权主义为境外敌对势力的当下中国，显然是政治上的聪明之举。“我投票给@kamalaharris，因为她为权利和事业而战，我认为需要一位勇士来捍卫它们。” 泰勒·斯威夫特在她支持卡玛拉·哈里斯的Instagram帖子中写道，“她选择竞选搭档@timwalz 让我感到非常振奋和印象深刻，几十年来，他一直在捍卫 LGBTQ+ 权利、IVF 和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权利。”单是这两段话，就可能让上海市领导感到后怕。

陈奕迅和比约克：偶像们的“爱国”与“辱华”

尽管这并非泰勒·斯威夫特第一次政治站台，但是我们仍然不妨想象一下中国“霉粉”们的反应。

在中国，粉丝们通常要求偶像“远离政治”。假如一位歌手利用领奖的机会进行政治鼓动，粉丝们会感到不适、不解甚至被冒犯和被出卖，是自己砸自己的场子，还有可能连累粉丝活动，殃及整个娱乐业。

当然，他们把政治表达分为“爱中国”和“辱华”两类。如果明星热情地表示喜欢中国，适当地唱一些“爱国歌曲”，粉丝们会感到高兴。即便如此，他们也不会期待偶像在舞台上高喊“支持习近平”之类的政治口号。

像陈奕迅2021年那样公开“支持新疆棉花”（与因为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镇压而抵制新疆棉花的阿迪达斯终止合作）但不“支持新疆人”（为权利和自由而抗争），粉丝们会认为是迫不得已的举动。一部分粉丝认为，因为外国反华势力欺人太甚，陈奕迅忍无可忍，怒而反抗，为国牺牲一己之利益，令人敬佩而又痛心；另一部分粉丝认为，陈奕迅本无心政治，不关心新疆棉花，也无所谓反抗，但是为了中国市场，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发表政治声明，属实万不得已，令人替他感到委屈。

“辱华”类的政治表达，在中国境内难得一见，因为层层把关、处处防守的政治审查，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它的发生。倘若还有“漏网之鱼”，那就是一场政治事故，从艺人、主办机构到地方领导，都可能遭到严厉惩罚。这时候粉丝们往往不会去谴责以言治罪的中国政府，而会怪罪艺人“不守规矩”、“不遵守合同”甚至“不尊重粉丝”。

例如，2008年3月，冰岛歌星比约克（Bjork）在上海举行演唱会，压轴歌曲是《宣布独立》（Declare Independence），曲终高喊“西藏！西藏！”现场观众吓得赶紧逃离。事后，很多中国网民表达对她的批评，其中一位说：“以后国家可能对外国艺人的演出，监控的会更厉害了。害人不浅！”

“我只想好好唱歌”

近二十年来，以湖南卫视为主要推手的中国内地娱乐节目，发展出一种自己的“政治宣言”，那就是“我只想好好唱歌”。在各种歌唱比赛和综艺节目中，主持人和艺人们不厌其烦地以各种形式发表这种宣言，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参见《长平观察：<歌手2024>，竟无一人是男儿？》
 
“我只想好好唱歌”当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种宣言暗含排他性。那些“不只想好好唱歌”的艺人都非我族类，动机可疑。倘若有人在舞台宣称“用歌声追求社会公正”，听上去比较危险；“以音乐推动国家民主”，那一定是走错了地方，很有可能是政治投机。

这也并非娱乐界的独家风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远离政治”是一种政治抗争的姿态。中国社会刚刚从“文革”噩梦中醒来，人们迫切需要改变政治，但是专制高压之下，改变政治就是“反革命罪”，大家只好拒绝政治。这也不能直说，于是人们放大一些官方允许的说法，比如“政治不要干预文学”、“政治不要干预音乐”、“政治不要干预电影”……等等。在这种政治环境中，“纯文学”、“纯艺术”、“纯音乐”、“纯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宣言。但是，这并不能真正湮灭人们对改变政治的渴望，因此有了全民抗争的“六四”民主运动。

“六四”血腥镇压之后，这些“纯”字辈们重新登堂入室，但是换了一种使命。人们生活在政治恐惧之中，但是很多人难以面对没有尽头的屈辱，寻求将委曲求全正当化。首先从知识分子开始，“我不敢进行社会思考”变成了“我只想专心做学术”，并被总结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听上去也蛮不错。随后，在政治高压下的市场经济中，“我不敢抗争”纷纷演变为“我只想挣钱/写小说/做艺术/唱歌……”再进一步，这种姿态不仅表示“我不想抗争”，而且还发展出一系列对政治抗争的鄙视理论，比如“职业态度”、“技术官僚”、“团队意识”等等。

“我只想好好唱歌”就是这些理论在娱乐界的实践。从崔健、李志、盘古乐队、万能青年旅店到何韵诗、黄耀明这些抗议歌手和乐队，要么被迫扭曲改造，要么被边缘化到无人问津。而“海豚音”、“中国风”之类的技巧和风格被无限放大和炒作。

我当然不是说技巧和风格不重要。恰恰相反，在“宇宙塑料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琼·贝兹（Joan Baez）、鲍勃·迪伦（Bob Dylan）、约翰·列侬（John Lennon）、涅盘乐队（Nirvana）等抗议歌手和乐队从来没有遭到“我只想好好唱歌”派的鄙视和抵制的欧美乐坛，从来都不缺少技术和风格，盖因政治自由才有创作空间。

政治表达与市场代价

很多艺人会担心政治表达导致市场损失。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也一再宣称，泰勒·斯威夫特会因为她支持卡玛拉·哈里斯而在市场上付出代价。这的确是很多明星在政治和社会议题上谨小慎微的原因。在专制社会更是如此，为香港民主抗争的何韵诗几乎失去了所有舞台机会，甚至在私人场所演出都会遭到警察骚扰。

但是，就泰勒·斯威夫特这个例子而言，情况似乎恰恰相反。从2008年的总统大选开始，她就公开支持和推动性别平等、种族平等和枪支管制等政治议题。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她呼吁粉丝登记投票，支持拜登和卡玛拉·哈里斯。在此之后，她显然迎来了音乐事业的更高峰。

去年，她的一部制作成本据称不足2000万美元的演唱会电影，收获全球超过2.55亿美元的票房，创下历史记录。其巡演更是在疫后萧条的经济环境中刺激出了超过5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她成为2023年《时代周刊》年度人物。她的专辑《午夜》（Midnights）也在今年的格莱美奖上斩获“最佳流行专辑”和“年度专辑”两项大奖，成为史上首位四次获得格莱美年度专辑奖的艺人。

我相信中国的“霉粉”们也会为她感到高兴。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他们看到，“我只想好好唱歌”并不是艺人的紧箍咒。包括“无孩猫女”艺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有政治表达的权利。也只有这样的权利得以实践，尤其是女性的独立力量得到展示，才有人能够“好好唱歌”。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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