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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备考

张丹红2015年5月7日

我的大女儿刚刚在科隆完成高中结业考试。从备考到考试内容,这里高级文理中学的结业考都与中国的“高考”有着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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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J. Wolf

我的大女儿刚刚在科隆完成高中结业考试。从备考到考试内容,这里高级文理中学的结业考都与中国的"高考"有着天壤之别。

高考前的一年一般是人生最不堪回首的一段时间。我那会儿住校,从早到晚连读再背,熄灯之后躲在自行车房或厕所接着看书,视力就是那么被摧毁的。周末回家,电视里播放的日剧、美剧一眼都不敢看,怕上瘾。学校里两、三个帅气的男孩子向我示好,我视他们为空气。班主任说了:"谁在中学时代谈恋爱,以后不要来见我。"他的话谁敢不听。

据说现在中国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压力比我们那时候大多了。学生们的追求不是上大学,而是上名牌大学。德国卡尔斯鲁厄一所高级文理中学的退休校长克里提安对此深有感触。他在上海一所重点中学担任了三年的数学和物理老师,去年年底刚刚回来。"学校每天的上课时间是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之后学生做作业一直到深夜",克里提安说。他们周日下午返校,因为周日晚上又开始上课。"有时候孩子们周六就回来了,因为老师对某一次考试的成绩不满意。"

家长的期待值不同

我敢保证,这样的学习强度,德国学生连一个星期都承受不住。别说学生,首先家长就得静坐示威或绝食抗议了。这些年我参加了无数家长会,每次都会有家长抱怨作业太多。而那一点儿作业量在我这个中国妈妈看来还不够热身呢。这大概是中德两国教育的一个根本区别:德国家长生怕孩子压力大,中国父母就怕压力不够大。克里提安说,他身边的中国老师也认为学习强度太大,但不那样安排家长就会不放心。

图像来源: Privat

作为夹在两种文化和观念之间的妈妈,我庆幸女儿不必吃那份苦,却理所当然地以为高中毕业的这一年会比过去紧张一些,对学生的要求会高一些。结果发现是我自作多情了。和往常一样,女儿一周仍然只有两天上八节课(下午三点或四点下课),其余三天中午就放学了。德国的高考在春天举行,备考的时间实际只有七个月。扣除秋假、圣诞节假期、狂欢节、复活节和周末(学生在假期和周末休息属于他们的基本人权),也就剩三个月了。

格言周的无理取闹

近年来,一个新的习俗至少在莱茵地区蔓延 - 格言周。那是学生在校读书的最后一周,一般在三、四月份。之前,学生们发挥聪明才智创造一句与毕业有关的格言。女儿学校的格言是:Abi heute, Captain morgen。字面意思是:今天高中毕业,明天船长出行。后半句又与"摩根船长"朗姆酒谐音,还真有点儿创意。格言周的某一天,孩子们装扮成船长,或是海盗。其余四天也有严格的着装规定:流浪汉、嬉皮士、懒虫,最后一天回到入学的第一天,身背小学生的书包,尽可能着童装,感伤不尽。想想看,在那样的气氛下,还有心思上课吗?我敢说,这些大孩子们从未像这一周那样迫不及待地去上学,互相取笑,自拍照,跟老师恶作剧。回家匆匆吃了晚饭又往学校跑。有时候晚饭也免了,学校里有酒有烤肉(德国法律规定16岁以上有消费酒精的权利)。我只能叮嘱一句:"你有权利喝酒,但是没有义务。"说完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

不过整晚在学校大吃大喝的不多,大部队去其他学校打仗。我这不是夸张,至少科隆的中学在那一周里的打斗是出了名的。经常是两个方阵对垒,互相投掷水雷(气球做的)、鸡蛋(生的),甚至炮仗,幸好没有造成伤亡。我问他们:"学校之间有什么旧仇需要了结吗?"回答是:"没有旧仇,有的是这个星期结下的新恨。"这不是无事生非吗?一个女孩子说:"其实不过是寻开心。"

那一周里,女儿天天半夜回家。我这个自认全盘西化、不干涉孩子生活的妈妈也忍不住提醒她:"快考试了,临阵磨枪也该抓紧了。"女儿努力掩饰着不耐烦:"我再给你解释一遍:德国学校注重的是分析能力,这个能力要么有,要么没有。要是没有,临阵磨枪也没用。"所以德国中学生最后一年如此潇洒:有的考驾照,有的打工挣钱,有的学交谊舞,生日派对络绎不绝(18岁生日怎么能悄无声息地度过?!)。

结业考试果然如女儿所说,每门都是三道分析题,任选一个。连历史也没有填空之类需要死记硬背的题目。由于学生们都知道有"挑肥拣瘦"的可能,因此在备考的时候可以将自己特别不喜欢的部分跳过去,这叫做"空隙式"学习。

张丹红

细节知识和分析能力

想到中国学生的艰苦卓绝,这是多么的不公。我这辈子学的细节知识加起来没有高考前的那一年多,大多数又还给了老师,有的永生不忘。我最爱在德国朋友面前炫耀的是1524年德国农民起义的路线。他们充满钦佩的目光中也有一丝同情。这大概也是退休大学校长克里提安对中国学生的感情:"他们做了学校要求的一切,包括牢记一些最无意义的单词。"

在他最有发言权的数学领域,尽管德国高中数学的教科书比中国的内容广泛(比如中国课本没有统计学),但"德国学生需要两年时间学习的东西,中国学生两个星期就够了"。克里提安对他的中国学生赞不绝口:"他们练就了扎实的计算功底,而且速度惊人。看中国数学高考的试卷,我都不一定能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回忆在德国的教学生涯,他说:"新的课程我不可能一气呵成地讲授,因为总有部分学生因缺乏基本计算能力而无法理解新的内容,于是我又得从头儿说起。这种事情在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

据莱布尼茨自然科学和数学教育学院的调查,三分之二的德国高中毕业生达不到应有的数学水平。换句话说,他们干脆在数学面前投降了。 不只是数学,"德国学生总体来说很容易放弃",克里提安说:"他们很喜欢怨天尤人。"不过,不能不承认德国孩子的某些抱怨颇有创意。北威州明斯图一名应届中学毕业生年初的时候致信州教育部,对到考场上才知道考题表示不满,要求提前得到考卷,因为每个公民都享有信息权。

至少他学会了论证。在克里提安看来,这是德国学生的优势:"他们在学校学习判断,表达自己的意见,明确立场。中国学生却没有时间思考学到的东西。"克里提安根据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说,学生们没有积累生活经验,甚至对自己所在的城市都无暇了解。"他们没有自由发展的青春。"

不过,青春的乐趣总会找到发泄的渠道。我和我的同学们虽然在中学时代遵从了老师的教诲,但一进大学,便以加倍的热情投入到狂欢和恋爱之中。

作者简介:张丹红出生于北京,在德国生活二十多年。她把对德国社会的观察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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