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您的作品很多，但是翻译成为德文的还很少。您是否希望有更多的作品被翻译为德文？如果有，是哪部？

阎连科：现在已经出版了三部小说：《为人民服务》、《丁庄梦》和《受活》，都是Ulrich Kautz先生翻译的。第四部正在翻译过程中。如果有可能，当然希望像法国、英国那样，一年一本，或者两年一本。比如现在正在翻译的是《四书》，《四书》后面是《炸裂志》，《日熄》。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的作品多以农村和军队为主。您在城市生活了这么多年，您有没有想过写一部以城市为主题的作品。比如您的家也被强拆过，您会不会想到以"强拆"为主题来写一部作品？

阎连科：我想不太会，因为在中国，可写的故事要多得多，比"强拆"更复杂、更深刻，关于人性、人道，我想这样的故事多的很，非常多。我不会因为发生了一件强拆，就去写一个强拆。我每一部小说都要构思十年、十五年，甚至十七八年。很少出现今天发生一件事情，明天把它写成作品，这对我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我也不会用一种短篇或者中篇的方式把它写出来。我觉得我值得写的比这个要多，而且要比它会好。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中国，甚至有一个说法，说您是"禁书作家"。比如《四书》就没有办法在网上找到。您会对您的作品被禁感到很惋惜吗？或者说，您觉得，中国国内出版界的审查，在短期内有没有可能得到改变？

阎连科：《四书》可以在港台买得到，内陆没有出版。

关于"禁与不禁"，我一直在说几个问题：第一，中国确实有个明确、也相对严格的审查制度。在中国，如果一个作家一生的写作都是顺利的，没有被争论过的，我觉得这个作家是值得怀疑的。第二，被禁，也并不代表这个作品就是好作品，这是一定要分清楚的。我们不能说，一个作品被禁了，就是好作品，这是一定要讲清楚的。第三，审查制度短期不会像德国这样，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它一定会越来越严格。但是，这不是一个作家能不能写出好作品的最大障碍。最大障碍当然是审查制度，还有自我审查，当然更重要的是作家本人的人格问题，怎么思考问题。后面的问题比前面的更重要。
（审查制度对中国社会）当然有影响，如果社会更加开放，更加包容，乃至有一天，我们想象中民主、自由，人权那一天的到来，审查对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社会是有影响的。这是肯定的事情。

德国之声中文网：以中国社会今天的现状，作家可以做些什么，或者应该做些什么？

阎连科：我和Kautz先生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刚才谈到的，"作家的独立人格"如何培育。今天我们的社会，虽然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但是它有相当的包容性，并不是说你写了某一部不该写作的作品，就会像三十多年前，蹲监狱、杀头。现在社会甚至相当包容，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包容性。你写了，可以在香港、台湾出版，并不会影响我们。我指的是我们这个虚构小说，当然是为了艺术、为了文学，当然不是为了另外一种目的去的，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不能和"零八宪章"去相提并论。如果是为了艺术，你在香港、台湾出版，在德国出版，在其他地方出版，你的生活不会发生大的影响。所以我想，要相信这个社会的包容性，要培养自己的独立性。如何解放自己，让自己的想象更加宽广，更加自由，这是所有作家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今天一个作家的具体情况就是，我们面对权力也好，面对审查也好，更重要的是，面对金钱和权力，"名和利"，世俗的力量，有的时候超过了审查的历史。世俗对作家的影响，是相当相当大的，并不是说审查制度是我们写作的唯一障碍，"名利"可能是更严重的一个问题。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的意思是，审查制度并不是一个作家能不能出好作品的唯一因素，而是说作家这个人，他的人格，他的思想。

阎连科：按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一边是审查，一边又相当包容的情况下，我认为一个独立的人格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当然，三十多年前，我们不能这样去谈它。你写一部作品，蹲监狱、杀头，我们不能要求作家就这样做。但是今天是有可能这样做的。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怎么看待今天中国的文坛，您希望更多地看到怎样的作品？

阎连科：无论我们谈论什么，我都认为今天的文坛是1949年以后最好的一段时期。生态的环境、审查的制度，已经有许多问题，但是1949年以后，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无论如何都是相对顺利地写了二十年，三十年，三十多年。这是1949年以前，四十年代、三十年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想今天的文坛，每一个作家都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经验。另一方面，我们这个社会非常丰富，非常复杂，非常荒诞，给作家提供了写不尽的文学资源，这是其他国家、其他地方几乎都没有的。我们每天发生的事情，都是一部巨大的、伟大的、复杂的作品。当然，我们有没有能力把它写出来，有没有洞察力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写作的生态环境，在世界上一定是相对比较糟糕的，但是我们有非常好的故事的资源。我想这是两个问题。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在2009年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在中国没有办法写纪实的作品，您今天是否还是持这个观点呢？

阎连科：我经常说，在中国不要谈论纪实文学。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说歌功颂德的不是纪实。中国是非常丰富的，当然也有许多好的、正面的、光亮的地方，写这种东西也是纪实，但是这种纪实应该交给媒体去做，不应该是一个文学去完成的。我想，纪实一定是更为深刻、更为复杂，是新闻报道无法完成的。我们的纪实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相比，我觉得不值一提，没什么可谈的。我们目前难以产生"非虚构"的作家。按她那样的思考去思考，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小。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怎么看待中国人、中国年轻人的阅读？您会给他们推荐什么作品？

阎连科：他们不一定要读我们的作品，他们也可以读别的作品。只要是阅读，是文字的东西就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成长。只要在阅读中，就一定会回到经典。这个比例是非常可观的。问题是今天的孩子，可能都停留在手机上了。当然我们不能说手机就不是一种阅读形式了。阅读，都是好的事情。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最喜欢的德语作品是什么？

阎连科：我还是更喜欢托马斯·曼的作品，另外《铁皮鼓》也很好。我们中国人还特别喜欢《香水》。中国作家对德国作品的阅读还是基本上停留在九十年代、两千年前后这一段。今天德国有很多好的小说，非常伟大的作品，比如Martin Walser，但是在中国还没有形成阅读和出版，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怎么看待鲍勃·迪伦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阎连科：鲍勃·迪伦的歌词写得很好。以后我们中国的小品写的很好，你不能说它是戏剧，就给那些小品的作家一个戏剧奖吧。我想不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可以。中国小品是很好，有许多经典作品，经典的小品作家，这种人只要不拿诺贝尔奖，我觉得都可以。必须承认，他是了不得的歌手、文化人，但是你一定要把他的歌词当作文学去说，那未免两件事情。因为他的歌词离开他的嗓音，离开那个歌，作为诗歌，它是没有那么好的。他的歌词是必须让我们来听的，我们说的"文学"是让我们阅读的，这是本质的差别。当我们来阅读的时候，他是简单的。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也被提名过诺贝尔文学奖，但国内目前只有莫言先生获奖。您怎么看待他获奖？您有没有期待您有一天也获奖？

阎连科：我想这都不是一个作家去想的问题。一个作家不要受任何影响，把你的作品写好，其他的事情交给命运去安排。你就把你的作品写好，这些事情都有它自己的命运去安排，根本不要去想它。莫言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我们回到他的作品上，我认为他是配得上诺贝尔奖的。其他的我们就不去谈了，他的作品还是很好的。

采访记者：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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