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南周事件"发展到目前，我们看到传媒界已经有很多呼吁行动，您认为此事是否会成为媒体与中宣部门一直存在的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陈光诚：我觉得不仅是会不会激发的问题，事实上已经激发了，而且这种激发不仅限于媒体内部的人士，从民间层面，老百姓对这个问题也看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它所打击的不仅是《南方周末》这样的开明报纸，包括体制内开明刊物《炎黄春秋》，他们也在打击。

这里边最能让人联想的就是，将习近平的讲话去和报纸被中宣部再三操刀的这样的事情做一个对比，解释了中国文化当中所说的"看一个人也好、看一个团体也好，不要听它说什么，而要看做什么"，口中是"兑现宪法承诺，关键在于执行"，手里做的是 "一方面对网络实名制，封人的嘴，一方面是对体制内本已有专门部门控制的媒体大打出手。" 党代会刚开过，人大会还没开始，动作就已经开始了。在此之前也有例子可循，当年《冰点》被封，李大同被调离。所以关键要看，所谓的新领导人所说的和他们现在所做的相对比，同时把现在领导人所说所做与"胡温新政"做对比，再和江泽民在1997年所做对比，会发现他们一脉相承没有任何区别。

德国之声：还记得2004年，作家焦国标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近几年，媒体和中宣部门抗争的个案也一直发生，这次南周个案发生后，引起的反响范围从媒体扩展到其它层面，有人甚至提出"全民讨伐中宣部"这样的说法，您预计这一个案将如何持续，并带来怎样的影响？

陈光诚：几年前焦国标提出讨伐中宣部，那个时候如果是一个点的话，现在已经连成一个面了。据我所知，当时焦国标的文章，很多学者网民手里都有一份，但是评论不是很多，并不是大家不知道，而是那时候大家还处于观望状态。现在看到的这种趋势，不管是媒体人也好、学者也好、网民也好，通通在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在已经到了"我要说话"的时候了，接下来非常有可能不仅我要说，我还要做。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只不是这个量还未累积到涵盖整个社会"我要做"的程度。

德国之声：既然影响范围很大，这次官方会如何收场？官方会不会象以往案例那样采取强制手段压制主张言论自由的声音？还是有可能对庹震问责？

陈光诚：我们要换个角度思考，他们要怎样收场并不取决于他们想怎么收场，社会发展到今天，决定他怎么收场的是我们民众，视我们民众的抗争程度。我不得不提，当初中国"绿霸事件"，他要把"开关"安装到你的电脑上，控制你的所有。最后在民众的强烈抗议下破产了，我想当初他们决定把绿霸安装到你的电脑上，他绝对不会想到要停下来。为什么最后停下来，是大家的力量。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我人微言轻，我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影响，所以我说的话没人会在意，从小的角度讲，是自己瞧不起自己的想法；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其实每个人的能量都是无穷的，随着说话越来越多，能量就会越来越大，随着做的越多，能量就会更大，一旦迈过这个门槛就不会再有恐惧，就开始阻止了强权和奴役或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最终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把这个问题探讨到"所有的媒体都是共产党的喉舌，那我们民众的喉舌在哪里"？到这个层面的时候就是在问"中宣部你是干什么的？中宣部是替人民说话的？还是限制人民说话的？"这个层面可能对于将来实现《宪法》当中的言论自由的条款，是打下民众基础的非常好的开端。

德国之声：目前原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就任中宣部长，他原来在四川是以强力维稳著称，您觉得这是不是也预示着中宣部门在未来会卡得更死？

陈光诚：卡得更死的真正含义可能是会用不同的方法来卡，至于说"更死"，我觉得他们已经没有这样的能力了，从以前的事先卡着喉咙不让你说出来，到现在只能是你说出来我就威胁你、我就让你承担一些代价，这种转换表明只要大家站出来去说，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不让你说。和以前想说说不出来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如果说的人多了，事后找麻烦的可能性和威胁作用也会不存在的。

一位朋友曾说"民无信则不立，官无信则不威"，所以我们考虑问题应该把民众放在主语，不要再把当权者放在主语上，这本身就是对他们的抬举，以后要把他们放在宾语上。不是说"你要言论控制"，反过来要想，现在这个社会，民众意识觉醒、逐渐战胜恐惧以及网络科技的发展，谁上来也控制不了民众的言论自由。

采访记者：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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