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文章探讨的重点是中国的稳定问题。作者列举了一系列有助于稳定的因素，但同时也指出了与之相应的种种隐患：

“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社会及民族矛盾日益公开化，偏僻地区的贫困问题，大量民工涌入城市，不健全的医疗及养老保险制度，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漏洞百出的银行系统，以及对环境严重的破坏，多年来，这些问题积重难返，构成了严重的社会及政治隐患。”

中国在实行经济、社会及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着极大的地区差异。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接近台湾等地的早期发展状况，而内地及边疆地区却难以摆脱落后状态。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出现了一系列现代化的大都市和富裕地区，而与此同时，内地的农业及社会问题却日益突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显示，这种趋势将导致大量的人口流动，大都市周边地区的贫民窟将随之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有一点同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极其相似，那就是，一小撮政治及经济精英通过造假投机及腐败行为将大量的国有财产据为己有。尤其是在基层，共产党组织有时同黑社会团伙已相差无几：党政官员一方面以非法及合法的手段攫取财富，另一方面又借助专权地位压制反对意见。”

商报文章结尾，作者对中国的未来作了极其悲观的预测。

“鉴于中国共产党从组织机构上已出现了明显的崩溃迹象，今天的统治制度将难以得到长期维持。西方投资家应当为中国政治体制在五到十年之内彻底崩溃作好思想准备。

即便是新一代领导人下定决心，逐步在一党专政中引入民主及法治的新秩序，他们仍将面临极具爆炸性的社会矛盾，除此之外，历史经验对他们也极为不利，迄今为止，还没有那一个共产党专制政权在“软着陆”方面取得过成功。

因此，中国也必须经历政治解体和重组的艰难过程，这一过程的艰难程度及持续的时间，则取决于今后几年中国国内及国际经济的发展和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