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去年此时的香港主要金融区，放眼望去尽是黄雨伞。如今，维多利亚港恢复了往日的车水马龙光怪陆离，雨伞运动时的场景似乎已成追忆，这让曾参加那场"公民抗命"运动的示威者不禁感概良多。

"唤醒了一代人的民主精神"

在雨伞运动期间，香港学联站在了最前线。而运动落幕后，学联也遭到其他团体批评，一度爆发"退联"风波。在雨伞运动发起一周年之际，于今年4月出任学联秘书长的罗冠聪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

他表示，雨伞运动后，香港市民对政治的关注度加强了，大大小小不同的政治团体冒起。"大家都希望为香港做点事情。这是一个积极的现象，象徵着民主运动发展是一个大趋势。"

这位年轻的学生代表说，雨伞运动过后，社会处于一个整理期，但公民愈加觉醒，对民主前途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思。 "运动过后，香港人对自主性的渴求增加了，希望能通过一些实际行动去做出改变。"

"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曾经在雨伞运动后表示，这场运动唤醒了香港一代人的民主精神。然而在运动一周年之际，"三子"中的陈健民教授对德国之声说，他的心情仍难免沮丧低沉。

陈健民表示，从积极的一面看，香港涌现出了一批年青人，他们积极组成新的政治团体，希望用实际行动去改变现状；然而另一方面， 很多市民却感到很迷惘，因为本质上香港人主流意识是温和派，在他们眼中已属较激烈的"公民抗命"雨伞运动都没成功，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做的？难道还要再激进一些吗？

香港社会的分化

曾经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混合体，长期以来，多元文化在这里碰撞、擦出火花。而去年的雨伞运动从某种程度上让香港社会进一步分化。

很多民众认为，这场运动让香港社会出现断裂，支持运动与反对运动的民众之间壁垒分明，甚至互相攻击，或者形同陌路。

在抗争运动期间，一些被视为立场激进的本土派团体应运而生。他们认为，"公民抗命"和"以武制暴"是社运的两条出路。

"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对德国之声说，他认为"在面对中共殖民的形势下，勇武抗争是唯一出路"。

黄台仰说，自2003年至今，公民抗命的失败已经得到印证。争取民主不应走回头路，他认为香港"在中共殖民下已危在旦夕"，不应再用"感召"香港人的方法，以武制暴是可以考虑的出路。

当然，并非所有香港人都这么想。

站在雨伞运动对立阵营的李思傿说，她的立场一直很坚定--维护香港法治精神、一国两制及基本法核心价值。

这位称"并不盲目撑政府"的女士如此评价这些激进的本土团体："我感到他们很不成熟, 他们妄顾法治及社会安宁，是很自我的表现。"她更指这些激进团体受到立心不良的政客"洗脑", 被利用去帮他们发声。

北京的影响日渐上升

对于雨伞运动后催生的激进本土派，占中运动发起人陈健民表示早有预料。"他们希望用以暴亦暴的方法争取（民主）"，他对德国之声说，随之而来的香港会变得越来越分化，这就是没有真正普选的代价。

同样令陈健民感到悲观的还有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大，这也包括在教育、传媒方面。他说，对于在习近平任期内继续争取普选， 并不抱多少希望。

一些香港市民也有着类似的感受。后勤工作者黄启发去年参与了雨伞运动，他对德国之声说："运动过后这一年，香港政府对争取民主诉求的打压，其实比占中时候加剧了。从陈左洱、张晓明等人的公开讲话中看得出来，他们认为特首地位超然，认为香港经济环境差是因为香港人不愿全面接受中国，言下之意是他们想香港不是面向世界，而是要听命中央。"

对于香港的未来，现年31岁的黄启发并不乐观。"姑且不说争取普选，不敢奢望要求更好的将来，单是回到九七前的香港已经很困难。"

失落的市民

香港大学民意9月中旬一项调查显示，与三个月前比较，巿民对特区政府、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都有所下跌；巿民对香港前途的信心度更加跌至2003年4月以来的新低。

对于香港现况的不尽人意，反对雨伞运动的李思傿女士则说，这要归咎于占领运动后遗症的陆续浮现--运动期间所产生的破坏，包括香港的国际形象，人与人之间互不相任的关系，商业生意等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断裂。这些都需要时间去修复、重建。

去年积极参与雨伞运动的生意人杨家理则谈到运动时期"政府的那种冷漠态度"。他对德国之声表示，去年全心全意地投入了雨伞运动，将生意、工作扔在了一边，"现在一年了, 坦白说我的心情仍有点落寞……"。

香港中文大学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六成受访市民同意，未来三年暂缓推行政改而专注民生问题。此外，超过七成人认为，让中国全国人大撤回或者更改关于香港普选办法的"8.31决定"希望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