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安倍晋三在毫无悬念的情况下当选为日本自民党总裁，并将出任下一届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选举之前几天，香港《太阳报》发表文章，认为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将较之小泉时代更为复杂多元。文章写道：“ 种种迹象表明，北京在安倍最近一段时间正在展开十分微妙的互动，其中甚至包括双方未来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立场。作为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靖国神社问题过去一段时间几乎成为中日高层博弈和国家意志较量的试金石。但自从安倍决定参选自民党总裁之后，除了八月十五日小泉最后一次参拜之举外，靖国神社问题在北京和安倍之间似乎被刻意淡化处理了。其间原因很简单：无论是安倍还是北京，都愿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给对方以一个机会，并共同开始一种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新的探索模式。”

文章接着写道：“事实上，从政治光谱上看，安倍晋三处于较小泉更为右翼的位置上，只不过他的手腕和风格较小泉更为圆滑而已。虽然安倍最近接连发表重视改善与亚洲邻国关系的言论，但有迹象表明，改善中日关系只是安倍晋三整体外交战略中的一个筹码而已，他的外交战略不但仍将以对美外交为主轴，而且将在修改宪法和令日本成为一个外交独立、军力强盛的国家较小泉时代走得更远。在这种情况下，未来面对一个在靖国神社等枝节问题身段更为柔软、而在实质性问题上则更为强硬的安倍，中国将有什么样的思维和策略，值得人们关注。只有在即将开始的“安倍时代”，中日关系才将真正进入笔者之前所称的中日关系千年历史上的首次结构性调整和双方民族心理调适。

“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可能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稍显缓和，但却可能在另一些问题上进入更为实质性的交锋，诸如涉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台湾问题、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日美同盟等。另外，随着靖国神社这一感性因素被淡化，中日民间情绪将稍显平静；但双方民众对彼此国家和自身定位的心理调适，则将进入一个更实质性、更漫长但希望是更理性的过程。”

怎样进行理智的倒扁

在台湾方面，从上周五晚上的围城行动开始，倒扁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和更有挑战性的阶段。围城行动的第二天，香港《文汇报》发表评论文章，题目是《围城行动：台湾民主经历考验》。文章写道：“台湾从上半年的罢扁发展到最近的倒扁，其范围由立法院内转移到街头，形态则由体制内纠错和抗争发展到体制外的革命化行动。这是逻辑的悖论，但悖论背后则体现着台湾民主的无奈。……从大框架上来说，台湾人民从体制返回革命的手段，既出于无奈，同时也是台湾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契机和环节。从体制返回革命的终极目标，是使台湾的民主体制更加健全、理性、有效，其中的目标是将陈水扁拉下台。但从民主转型的眼光来看，陈水扁下台并非唯一目标；相反，透过这场运动，台湾民主体制中的一些痼疾如果受到冲击甚至得到改变，那才是这场民主转型的根本目的。这些痼疾包括：政治人物在民众抗议之下仍坚不下台的寡廉鲜耻的作风、立法院内不合理的罢免机制、台湾民众与西方成熟民主社会相比依然有很大差距的民主素养。”

文章接着写道：“如何在保持足够理性的同时，又不使倒扁运动的热情逐渐涣散，这些都是作为倒扁运动总指挥的施明德，以及全体倒扁群众需要思考的问题。至于目前的这场倒扁运动如何退场，亦即如何评判倒扁运动的成功或失败，笔者认为，将陈水扁拉下台只是目的之一，但绝非唯一目的；相反，这场运动能否自始至终理性、平和地发展，并由此对台湾民主机制中的一些痼疾形成冲击，造成长久效应，则是更为重要的观察指标。倒扁运动最后若以暴力冲突乃至流血收场，即便陈水扁下台，从民主转型的角度看，也将是一场失败的运动。”

大学的学术标准和人文标准

另外，在中国国内，国际数学大师其丘成桐和北大数学教授之间正在爆发一场论战。对此，香港《明报》本周发表文章进行评论。文章说：“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是高素质的教育和学术水准，二是其道德使命和人文关怀，亦即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照和社会道德的提升。因此，考察大学素来有两个标准，一是专业标准，二是人文标准。遗憾的是，这两个标准在今天的中国大学似乎都难以达到。……中国自古就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至少中国古代读书人还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修心、齐身、治国、平天下，其中的基础就是读书人对自身道德的修炼。”

文章最后写道：“只是到了今天的中国，中国古代读书人的这些观念也都荡然无存，更遑论达到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境界。盛行于今天中国高校的学术腐败、官学勾结、商学勾结现象，已经践踏了中国学者作为人的最低道德底线，更遑论期待中国的大学对迅速崛起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形成关照。崛起期的中华民族有许多精神层面的混乱，需要中国的知识分子细心、理性而有逻辑严密地予以梳理、提炼和修正。然而，这样的要求对今天的中国大学而言显然是过高了。如果北大的教授们通过与丘成桐的论战，也能从这个角度作一些反思，那么论战本身反倒是次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