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在北京APEC峰会期间，当习近平被问到外国记者签证时，他表示 "一辆车如果抛锚，我们都要下车检查哪儿出了毛病。"《纽约时报》就此发表数篇评论和报道，表示决不屈从于中国的言论管制。该报发表社论说，尽管记者签证受阻，中英文网站被屏蔽，但是"时报从不打算为了迎合任何政府的要求而变更自己的报道--不论是中国、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并批评中国政府说，"要求记者为迎合政府而改变报道内容，只是保护了权贵和那些具有不可告人之事的人。一个自信的、认为自己是世界领袖的政权，应该有能力去面对诚实的审视和批判"。

该报发表的一篇相关报道指出习近平点破负面报道与记者拒签联系。报道引述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长期研究中国的学者夏伟(Orville Schell)的话说，习近平的言论正式确立了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行为的转变。他表示，过去二三十年间，随着中国允许西方记者进行更为活跃的报道，这种区别已经变得比较模煳。"但我认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我们似乎又要开始回到比较传统的毛式思维之下，不仅对于媒体是这样，对于艺术和文化领域也是如此。"

通识教育让学生更理性

香港《明报》报道，政府高层认为学生参与占领运动，与通识科教育有关，于是有意削减该科有关"法治和社会政治参与"内容，取而代之是加强《基本法》和一国概念的教育。该报发表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召集人陈惜姿评论《请政府不要在通识科上下其手》，认为若消息属实，无疑是将教育沦为为服务政权的工具。

陈惜姿说，学生争取真普选，不惜走上街头，是因为现时的特首选举制度太不公平，已造成社会不公和利益倾斜。人大框架下的所谓普选，更令港人期盼的真普选彻底落空。政治问题激起学生怒火，通识科的训练，反而让他们懂得冷静分析，多角度思考，不致走向极端。

陈惜姿代表其组织重申，教育是为了开启民智，不为政权服务，有关通识科的检讨，都应以此为基础。削减通识科里的香港政治内容，逃避政治议题，就像鸵鸟埋首沙中，逃避现实。政治问题，不会因改动通识科而消失。关键时刻，学生仍是会走出来。面对现时的政治困局，学生更应在课堂上讨论政治议题，才能对时事有更深刻的思考。

权力机关罔顾公义，市民怎么办？

高等法院法官区庆祥周一延长旺角和添美道的临时禁制令，并且指示，法庭执达吏执行职务时可要求警方协助。公民党主席余若薇在报纸《am730》发表文章认为，以民事诉讼来说，该拘捕指令，非常罕见。法治并不单是执法或守法，目标是维护公义。个别小市民有违法行为，政府可以执法，对法治冲击极小，但是拥有权力的机关，施政时罔顾公义和制度，撕裂社会，破坏法治。最明显的例子是人大常委会8.31决定，扼杀普选，违反《基本法》的承诺。不见大律师公会就"不合法"这问题再作声明，而只是提醒大家，法庭无权司法复核人大常委的决定。那市民又怎办？

余若薇说，公民抗命源于人大不公义的决定。但禁制令使政府如虎添翼，警方武力可加法官权威清场。市民要尊重法庭的判决，就像双手被反绑的大卫，面对不公义的歌利亚，市民又可以做什么？

人大多次释法损害法治

香港网媒《独立媒体》报道，多为法律专家指出，法律界真正忧虑损害法治之缘是在人大多次释法。陈文敏教授认为港人一方面要按基本法第158条接受人大有权修改基本法，但另一方面则要小心在人大常委在政改第二部曲中延伸出的解释权力。人大的行政决定在香港当然没有法律约束力，而立法会亦能以不符合基本法而把相关方案予以否决，不过这有可能招致人大再度释法。

张达明教授认为违反禁制令无可置疑是破坏法治，因为它挑战中立且公平的司法制度。不过小市民可以做到的伤害可谓极小，反而当权者多次毫无管制的滥权，才是极大的伤害。他继而列出1999、2004、2005、2014年等人大多次释法自行潜建法律，造成极大的伤害。有份参与禁制令诉讼的吴霭仪大律师更义正词严地指，命令值得人尊重（worthy of respect）人民也自然会遵从法庭指令。如果法庭没有考虑犯法的原因，我们更应该检讨当中司法程序是否可达致公义。

（摘自其他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