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南华早报》前总编辑、现任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副教授王向伟受访时说，《国安法》实施之后，有些人认为香港失去了优势，“成为中国大陆的另外一个城市”；但他认为这样的感知有误，主张香港丧失优势责任主要不在北京，而是香港的政治菁英。
王向伟受邀上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的网络节目，该集数在1月25日播出。节目内容提及他今年初撰写的一篇分析文章，主要讲述香港官员如何加速“大陆化”。
王向伟文中指出，中国领导层对香港的指导方针始终没有改变，且“香港这座独具特色的资本主义城市，对中国大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他认为，即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彻底改变对中国的治理方式，北京也宣称对香港拥有全面管辖权，但习近平仍强调中央政府“必须要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香港《普通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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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近2年来香港的转变，王向伟在节目上表示：“从一开始收回香港的时候，北京从来没有想把香港变成另外一个中国的城市，因为它变成另外一个中国的城市，就失去了对大陆任何的作用。”他进一步主张，过去1年来虽然北京政局深刻改变，但对香港的政策不变，仍维持“一国两制”。
刘慧卿回应道，在西方各国人士看来，还是感觉“香港变了”，商店业者感受到“红线”不清楚，外资、外国游客也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认为港府并未思考如何使这些人回流，而是继续大谈“国安”。
香港当局自2020年起就不再批准纪念六四事件的维园烛光晚会申请，在上周日的六四34周年当天，香港警方于维园周边部署大批警力严阵以待。根据警方数据，6月4日当天以“涉嫌破坏社会安宁”、“涉嫌妨碍警务人员”为由带走了一共24人。
图像来源: Tyrone Siu/REUTERS又称“王婆婆”的香港社运人士王凤瑶在6月4日下午5点多到了警方封锁范围附近。她拿着一束鲜花，双手比出“五一”手势，接着便被一群警察包围并带上警车。今年67岁的王凤瑶因在2019年反修例游行中经常举着英国国旗而引人注目，曾数次被香港和中国大陆警方拘留。
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麦燕庭（图右上二）在傍晚6点多现身铜锣湾，在一家商场外遭到警方盘查，几分钟后被警察带走。香港记协6月5日透过公开声明表示，记协前主席兼法广特约记者麦燕庭在湾仔警署被扣留至晚上11时始获释，但未获告知被控任何罪行。
社运人士、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左二）在晚上7点多到了维园附近的纪利佐治街，手持黄色纸花和电子蜡烛，在被警方问话之后便被带上警车。社民连在当天稍晚表示，陈宝莹被带到被带到湾仔警署后，于晚上9时15分获准离开，未被要求任何担保。
晚间8点左右，身穿印有《文汇报》六四报导图案上衣的香港职工盟前副主席邓建华（图中）被警方拦下盘查，接着被带上警车，他随后于Facebook上表示正于湾仔“协助调查”。大约也在8点多，手持电子蜡烛的前支联会常委徐汉光也于铜锣湾地铁站附近被一群警察带上警车离开。
一名身穿黑衣、戴口罩的男子向在场记者展示香港剧作家庄梅岩的六四舞台剧本《5月35日》；也有人用手机播放六四相关歌曲，在街上喊“我们要自由”、“香港人不要怕”，最终也被带离开。
多名员警将一名开着手机闪光灯的男子带离维园附近。香港警方晚上表示，6月4日当天有11男12女，合共23人涉嫌“破坏社会安宁”被警方拘捕或带走调查；有1人因“涉嫌妨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遭到拘捕。
6月3日，艺名“三木”的陈式森（图中）在六四前一天于铜锣湾的某条街上唱着“不要忘记六四！不要忘记六四！香港人，不要怕他们”。随后他被警员带走时，还沿途高喊着“勿忘六四”、“打倒暴政”、“香港人不要怕”。
前支联会义工关振邦（左）、香港天安门母亲成员刘家仪也在6月3日前往维园喷水池，计划在6点04分起在维园禁食。他们手中举着“禁食89643.4秒”、“哀悼六四死难者，向天安门母亲致敬”的标语，身穿印有“896420”和“真相”字样的上衣。两人在喷水池前停留数分钟后便被香港警方带走，同时警告两人涉“作出具意图煽动的作为”。刘家仪在6月5日于Facebook上表示“已在48小时内保释，同时亦完成个人悼念的禁食，暂时平安”。
自1990年以来，每年6月4日由香港支联会举办的六四烛光晚会都会吸引上万人齐聚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一同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但此活动自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后，香港当局以防疫为由两度禁止集会。接下来，2020年通过的《国安法》将纪念活动视为违法，2021年又遭遇了支联会解散，此后六四纪念晚会不复存在。图为2020年6月4日香港民众自发地至维园以烛光纪念六四。
对此，王向伟评价：“香港未来发展最大的障碍，是香港现在的政治菁英……他们没有想清楚香港应该怎么走。”
王向伟认为，香港的政治菁英实际上都在“猜北京”的想法，经常“组织学习班”到中国国内学习，想得到北京指示如何管理香港，“这是绝对绝对错误的”，因为北京并不明白如何管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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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香港的政治菁英老是在讨好北京，力求政治正确，学了一些什么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他们天天还有事情（参加许多活动），他们还有时间为香港人做事吗？”王向伟说，《国安法》之后，“大家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如何管理好香港，还是要靠香港人自己。”
“我认为香港的官员都在躺平，香港的官员就想，《国安法》之后你中央说全面管治香港，那我听你的啰。”王向伟说，如果香港“继续沉沦下去”，就像是“自毁长城”；盡管港府和北京口头上强调“从乱到治到兴”的过程，但实际上的作为，令人“看不到有任何措施可以让香港转到兴”。
王向伟认为，香港官员应更积极游说北京，发挥“超级联络人”的角色，影响北京的决策，让中央做出有利于国外投资和贸易的政策。
他也提到，香港早前决定扩大人才吸引计画，阻止专业人士外流；当时有大量中国人申请至港定居，看好的就是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如今这批人也对香港逐渐“大陆化”的看法感到不安，并向他表示，若香港也正在变成另一个中国城市，那移居香港又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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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法》后香港巨变？
自《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以来至今3年，香港逐渐失去曾经的政治自由。香港浸会大学学者陈家洛去年曾向DW表示，随著“一国两制”承诺的权利和自由迅速消失，如今香港如同是“第二次回归”中国。他指出，香港的主要机构充斥亲北京的成员，司法独立性也承受压力，香港渐失权力制衡和民主的护栏，“取而代之的是更多自上而下的管制网络”。
经济自由方面，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公布的2023年全球自由经济体排名之中，香港53年来首次失去榜首席位，输给新加坡。
去年11月，香港举行第二届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港府对外宣示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不变”。许多外国企业巨头应邀参加峰会，但仍对地缘政治风险表达了忧虑。
随著北京与港府收紧对香港社会的控制，许多西方外资纷纷撤离香港。图为香港一景。（资料照）图像来源: Vernon Yuen/NurPhoto/picture alliance （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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