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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如何透过大量监禁活动人士掌控公民社会?

William Yang
2022年7月25日

香港法院近期以参与或组织抗议活动为由指控、监禁了至少两名活动人士。香港新任特首李家超誓言治港要更关注国家安全,专家如何看待港府接连对香港公民社会的压迫手段释出的信号?香港会否变得更加极权?

Hongkong Aktivisten
常被香港示威者称为“王婆婆”的66岁的活动人士王凤瑶,因参加了两次被检察官称为“非法集会”的抗议活动而被判处八个月的监禁。图像来源: PETER PARKS/AFP

(德国之声中文网)就在李家超成为香港新任特首的两週后,香港法院以参与或组织抗议活动为由,判处至少两名知名活动人士入狱。其中,患有末期直肠癌的75岁运动人士古思尧今年2月因计划抗议北京冬奥会,于7月12日被法院判处9个月监禁。

古思尧原计划在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当天,携带一具木质棺材前往中联办外抗议,但在抗议活动当天被捕。港警国安处人员还搜查了他的公寓。

盡管《国安法》指定法官称此案需要一个“有威慑力”的判决,但古思尧在法庭上仍然不服。他表示自己“死不悔改,屡败屡战”,所行的路永不后悔,并强调裁判官判刑时不用可怜同情他、对他仁慈。

一天后,常被香港示威者称为“王婆婆”的66岁活动人士王凤瑶,因参加了两次被检察官称为“非法集会”的抗议活动而被判处8个月的监禁。

专家:港府将法院“武器化”

法院对王凤瑶做出的指控与2019年“反送中示威”以来,港府对许多抗议者和一些知名民运人士所做出的指控相同。自从中国在2020年对香港实施有争议的《香港国安法》以来,任何形式的公众抗议或集会在香港实际上都被定为犯罪,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和民主人士被逮捕和监禁。

一些专家认为,近期两个判决向香港公众发出了一个信息,也就是——香港当局将继续对公民社会进行严厉镇压。

美国圣母大学基奥全球事务学院全球政策倡议的研究和项目助理沈美琪告诉德国之声:“他们甚至不对更激进的抗议行为与和平、非暴力行动做出区分。任何反对政府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威胁到香港的安全。我认为这是在向香港的人民和公民社会表明,他们不应该考虑抵抗,因为他们可能因此被判重刑。”

曾任香港保安局长的李家超被许多人视为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而部分流亡的香港活动人士担心,在他的领导下,香港会变得更加极权。图像来源: Selim Chtayti/REUTERS

其他专家也对香港法院如何处理抗议有关案件表示关切。日本明治大学比较法研究所访问研究员潘嘉伟向德国之声表示,香港法院和法官现今主要依靠检察官提供的论据进行裁决,“我们只能预期法院在国安法和与抗议有关的案件中,会作出更多以检方为导向的判决,而拒绝保释也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潘嘉伟指出,这种趋势让人怀疑香港的司法系统是否仍然享有其长久以来闻名的独立性。他说:“长远来看,香港法官将如何影响陪审团,以及他们如何根据控方的陈述而不是事实做出决定,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圣母大学的专家沈美琪则认为,香港当局已经将法院武器化,为政府决策背书。她说:“你可以在其他威权国家看到政府如何利用法院。在香港,我们曾经为我们的法治感到自豪,但现在虽然香港仍有法治,但法律已经变成了为政府服务,而不是为社会服务。香港政府虽然不是对公民社会进行彻底的镇压,但仍然修改现有的机构,使其为政府的目的服务。”

此前,李家超在7月1日宣誓成为香港新任特首后曾说,法治是一个基本价值,并称《国安法》是帮助香港在2019年大规模抗议活动数月后,保持稳定的关键工具。

香港恐成极权社会?

曾任香港保安局长的李家超被外界视为香港在实施《国安法》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部分流亡的香港活动人士担心,在他的领导下,香港会变得更加极权。流亡美国的香港活动人士张昆阳说:“北京提名李家超为新一任的特首之举显示,香港将成为一个更加极权的社会。”

他补充道:“香港的情况将恶化,因为李家超的政治任务是以更全面的方式控制和压制香港。虽然《国安法》已经成功地瓦解了香港的公民社会和政治反对派,但李家超仍在拼命地推动23条立法和香港的新网络安全法。”

在上个月接受《人民日报》访问时,李家超说,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工作是香港政府的宪法责任。《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政府要通过旨在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张昆阳说:“我认为这些例子已经证明,李家超被北京委任用更坚定和全面的方式来统治香港。”

虽然大多数专家同意,在李家超的执政下,港府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可能会继续、甚至加剧,但他们也认为公民社会中的一些组织仍会通过调整其信息传递的方式,尝试表达自己的观点。

明治大学的访问学者潘嘉伟向德国之声表示:“我们可以预期的是,未来只会有少数公民社会团体仍然愿意以不太对抗的语气表达他们的观点。这将减少公民社会对某些问题的关注,(但)同时为人们创造更多的机会,使他们的表达方式更有创意。香港的情况将与中国的情况非常相似,因为中国的异议人士多年来一直在使用这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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