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香港政府上月提出修订两条有关引渡的法律--《逃犯条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最具争议之处是，把移交逃犯的涵盖范围开放至中国内地、台湾和澳门。

目前香港与20个国家签署了长期的移交逃犯协议，并与另外12国达成刑事互助协议，容许彼此引渡逃犯或提供司法协助。这些合作伙伴大部分是欧美和亚洲已发展国家，例如英、美、德、澳、日等，但邻近的中国内地、台湾和澳门都排除在外。即使香港已“回归”21年，但因中港法制南辕北辙而一直无法订立引渡安排。

港府提出在上述安排以外，新增“个案为本”(case-based) 的引渡机制，让没有与香港签署长期引渡协议的地区--包括中国内地--也可以申请移交逃犯到当地受审。

另一焦点是何种罪行可被引渡。港府最初建议，“个案方式”与“长期协议”一样涵盖46种罪；而且只适用于在香港同属刑事罪、刑期最少1年监禁的罪行。 由于立法会内部分建制派和商界对原方案却步，港府在本周宣布剔除9类罪行，并把引渡门坎提高到最少判囚3年的罪行。 获豁免引渡的大多是商业罪行，例行证券交易、公司法、版权、关税等，一方面响应了前者的担心，但同时遭批评偏帮商人。

防火墙倒下 倚靠法庭守门？

香港和中国的法制截然不同，不单实施的法律不同，被告的审讯和服刑权利也不一样。 这次修例引起法律界质疑，香港大律师公会更形容港府“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大律师公会执委石书铭 (Randy Shek) 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形容：“政府口口声声要把台湾谋杀案疑凶绳之于法，但台湾当局已表明若按此方式修例，不会跟你要人 (引渡疑犯)。 林郑还依然说要填补漏洞，根本就是‘借她过桥’(利用她)。 ”

事源一对香港情侣去年同游台湾期间，男方疑似杀害女方及弃尸，并潜逃返港。不过港台之间没有签订引渡协议，无法把他移交至案发地台湾受审。 港府指称现行法例有漏洞，以此为由提出修例，并计划在半年内通过。特首林郑月娥一再强调是出于对死者家属的“怜悯心”，希望把凶徒绳之于法，而非“别有用心”。 结果，开放引渡的地区却不只台湾，还扩展至中国内地。

在新机制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之中，立法机关的审查权力将被删去。 特首不再需要立法会同意，就可以启动拘捕和引渡程序，然后交由法庭审批是否移交疑犯。 大律师石书铭反驳：“官员经常说法庭把关，根本不是那回事。 法庭只会审视是否符合引渡要求，不会看你有没有犯法。 ”

他解释，法庭处理引渡聆讯的权力很有限，在保障公平审讯方面更是无能为力：“香港法庭不会考虑，你到当地会否受不公审讯、长期拘留、禁止接触律师家属、秘密受审等，这都是我们在大陆见到的情况。 一般而言，只要不是用政治、种族、宗教罪告你，不会一罪两审等，香港法庭就不能不让你走。 ”

他补充，法庭主要只考虑三个因素：所犯罪行是否属条例涵盖的37种之一、最低刑罚是否入狱3年、控方能否提供表面证据 (prima facie)。只要三大条件成立，则很大机会批准引渡。而被告也不容许在庭上抗辩，因那会由引渡方的正式审讯处理。

一河之隔的区别

在中国的执法和司法体制内，时有事例揭示当地公民的权利受剥削，但外地公民也未必能独善其身。

香港商人郭先生早年在香港向招商银行借贷一千多万美元，没有履行协议还款，被中国内地起诉刑事诈骗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郭先生的家属向德国之声透露，他与银行之间所有法律文件都在香港签署，受香港法律保障，合约也列明争议由香港法院处理。 但是郭先生却在深圳过关时被公安拘捕，并遭中国内地法庭判刑。

家属向记者表示：“在过去逾十年来，郭先生不断通过法律途径依法申诉，都未能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 ”他们质疑，本案在香港只属民事纠纷，越过中港边境后却变成刑事罪行，并不合理。 据协助他的香港议员涂谨申了解，香港警方曾接到举报但没有立案。 数年前，郭先生提出上诉获减刑至18年，不过定罪不变。 他目前已坐牢10年之久。

家属在访问中提及最多的，是希望为家人争取一个公平公正的审讯机会。 中国内地的申诉渠道不通，他们现在只能向港府求援。 “这些年内我们一家人过着诚惶诚恐的生活。 ”他们说：“ (希望) 通过实事求是、还原事实真相的公平公正审讯机会，伸出同情之手，协助郭先生推翻强加于他的罪名，还他清白和自由。 ”

港府多次强调，方案中的人权保障符合国际要求，例如不会引渡牵涉政治、种族、宗教罪行的疑犯，不会双重审讯和要求引渡国保证不判死刑等。对于外界不信任中国人权状况，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曾回应指：“不同人对内地的司法体系可以有自己的意见。”

擅长刑事案的大律师公会执委石书铭，经常代理涉及公民权利的案件。他认为，这些质疑都不是空穴来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绝不走西方司法独立的路；最高法院院长工作报告指，他们的责任是维护国家政治和政权安全；还有香港富商刘希泳在大陆被严刑迫供致死，九个检察官受查。”

他反问：“光是看这三则新闻，再思考中国会否有公平审讯和人道待遇？现在香港政府要送你回大陆，是否20年来的忧虑都不存在了？如果你还担心的话，那么香港法庭决定引渡时也无法阻止。”

澳大利亚例子　欧美反弹

事实上，香港并不是第一个抱持怀疑态度的地方。澳大利亚政府本也计划与中国签署引渡协议，但在2017年遭遇国会跨党派反对而胎死腹中，“死因”同样是中国的人权状况。

当时是澳大利亚法律委员会（Law Council of Australia）高级政策律师的西蒙·亨德森 (Simon Henderson) 也有参与倡议工作。他向德国之声表示：“许多国会议员明白，与中国达成引渡协议将带来长远恶果。他们很怀疑条例的人权保障是否足够，它当中大部分内容都跟香港版本很类似。澳大利亚是一个值得引以为鉴的案例。”

反对协议的澳大利亚法律委员会当时指出，世上只有少数民主国家与中国达成引渡协议，中国司法制度不透明，即使条文列明引渡不能牵涉酷刑、不人道待遇或打压，但澳大利亚当局难以确保对方切实执行。

即使港府在反对声浪下修改了方案，似乎无减欧美的忧虑。欧盟驻港办事处回应德国之声时指，当局必须确保这种以个案方式进行引渡得到“令人满意的保障”。办事处认为：“对于这类敏感议题，当局有责任向公众以及与香港达成引渡协议的国家，进行更长和深入的咨询。”他们已向港府表达关切，并会在正式草案公布后作全面评估。

月初表明对修例“强烈保留”的美国商会 (AmCham)，周五 (3月29日) 再次发表声明指，对新版本依然深表关注。声明说香港法治在国际间享负盛的“无价宝”，修例将削弱外企在香港设立分部的吸引力，敦促港府另觅替化方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Nancy Pelosi) 本周会见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时称，在港美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美企利益“必定会受影响”，担心他们会被引渡至中国内地。

现在任职香港人权组织的亨德森认为，港府在公布修例之前，完全没有咨询外国政府和持份者，做法不透明。“国际社会之所以如此关注，因为他们的公民--无论在香港工作、居住或只是过境，都会受到实质影响，这是一种真实的恐惧。”他认为，它会导致一国两制更加失衡：“从桂民海等许多例子可见，中央政府从不忌讳利用各种罪名灭绝异议声音。香港作为一个开放的城市和中国的窗口，这个可贵和优越的地位将岌岌可危。 ”

比23条更辣？

引渡条例生效后，最先受影响的很可能是他--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五名“被失踪”的书店人员当中，他是唯一回港并公开事件内幕的人。

被秘密关押八个月的经历令他对中国法制极不信任。他向德国之声表示：“我被（中国内地）指控违法经营书籍销售罪，现在仍然被通缉。虽然这条罪名在香港不存在，无法引渡我。但他可以变更罪名，例如控告我偷窃书店的电脑申请引渡。”他担心：“假如一个香港作家写了某些书触犯中国法例，他可用另一个刑事罪行包装把你引渡，牵连出版、发行、零销甚至媒体。所有香港人，包括没有犯事的都会受影响，其实很恐怖。以后你还敢说话吗？”

他又认为，引渡条例的客观效果比基本法23条“更辣”，因为执法、审讯和受刑地点移师中国内地。他说：“在香港坐牢跟在大陆坐牢是两码子事，你看李明哲就知道。 ”

港府刚刚公布，相关法案会在下周三 (4月3) 提交立法会首读，启动立法程序，期望在七月或以前通过实施。民主派会在周日 (3月31日) 举办游行，反对修例。

林荣基透露，那很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在香港参与公众集会，因为他已决定在条例通过前离开。他感叹： “中国政府目的很清楚，清空香港异见人士，你不走的话就要在引渡条例下闭嘴。 像我这些人要走了，哪怕我在香港没有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