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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抗争就是“国民教育”

2012年8月6日

香港反对国民教育运动仍在升温,相关团体原定今日发起绝食行动,后经商议暂缓施行。但是倘若政府不放弃推行该项教育,9月初开学时出现罢课抗议的情形,应在意料之中。

图像来源: DW/B. Feng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内地官方媒体接连不断地为民国教育保驾护航。先是《环球时报》发表评论,称国民教育帮助香港年轻人扩大视野,并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香港国民教育争议最终结果只能是‘中国的胜利’,那些抗议者如果只追求他们自己的胜利,大概是不现实的。”今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又发表文章说,推行国民教育帮助香港年轻人了解国家,“年轻人了解并认同国家,才能正确理解国家政策,摆正位置,抓住机遇,为了年轻人的未来,现在的努力没有错。”

这场抗争的结果,真的如《环球时报》所言,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吗?或者说当局强制推行了国民教育,就一定是“中国的胜利”吗?

所谓国民教育,就是自本学年起,香港当局在原有德育课程上增加国民教育内容。根据已经曝光的教材内容,该课程沿袭了中共在内地进行的爱国爱党教育,以民族主义观念阐释历史文化,而且通过谎言建构“中国模式”的光环。香港反对人士称之为“洗脑”教育。

无论是早前香港中联办官员宣称“洗脑是必要的”,还是《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的辩护文章,都提到国民教育在西方国家普遍施行,只是形式不同而已。这种言必称“西方”的态度让人觉得怪异,因为一说到民主自由,这些官员和媒体都曾表示“坚决不搞西方那一套”。而西方的所谓“国民教育”,是跟他们的政治制度、言论环境和人权观念密不可分的。

这种出尔反尔的逻辑,在中国舆论中反复出现,甚至有相当大的市场。比如,如果你主张应该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给底层民众多一些福利,马上有人批驳说:中国人口太多,每人多一点点福利,都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社会无法负担,所以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但是,说到官员腐败,他们就不会说,中国官员太多,每人多贪一点点,都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社会无法负担,所以只能比西方的官员更清廉。相反,《环球时报》还主张说,中国民众要容忍官员“适度的腐败”。

图像来源: DW/B. Feng

再说,这些官员和媒体一再笼统地说到“西方国家的国民教育”,但从来没有解释过其具体内容。《人民日报》提到的“形式不同”,如果是指是否强制灌输、是否以谎言为基础的话,那已经是很大的不同了。

的确如此,近代以来的世界政治,都建构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西方大多发达国家,都进行过各种不同的“国民教育”,甚至也有过爱党爱国爱领袖的“党化教育”。但是,“二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的现代化之路,基本上都是在反思和解构前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的泥沼中行进。如果说反思也是一种重构,而且通过重构更加巩固了对本国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认同的话,那也是在思想自由、媒体开放、文化多元、政治民主的前提下,不断地抗议不合理的制度、推翻不满意的政府、修改不正当的文化的过程中完成的。

《人民日报》评论说,“缺乏明确国家认同和文化归属感,青年人无法真诚地参与社会决策的讨论与推进,现代国家也不可能健康地发展,这早就是公共的认知”。且不说这种前现代的民族主义论述早就是公共的疑问,即便承认国家认同和文化归属的重要性,而且真诚地让他们找到了这种认同和归属,那么必然地,他们一定会站出来,反对控制思想的媒体、扼杀文化的教育、剥夺公民权利的政府和贪污腐败的官员。而现在,参加维园“六四”晚会、声援刘晓波的“零八宪章”和反对国民教育的香港青年,做的正是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专制政权号召人民爱国时必然遇到的矛盾。当年身为反对党的中共,鼓动民众反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时,给自己贴上的就是“国家认同(爱国)”的标签。

香港的这场抵抗运动至关重要。中共在内地进行了六十多年的“国民教育”,其成果举世昭然。受此教育者的视野不仅未能扩大,而且多半变得封闭偏狭。即便在资讯爆炸的新媒体时代,很多年轻人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看到的仍然只是“爱国”、“汉奸”、“中国的崛起”、“西方的阴谋”等几个有限的字眼。而那些真正有机会“扩大视野”的权贵阶层,纷纷移民国外,其国家认同和文化归属何在?如果把这套教育成功地推到香港,那么香港人也会如此,底层民众被蒙上眼睛,上层权贵得过且过,中国内地则少了一个思想透风的窗口。

好在既然这场运动已经开始,就不可能如《环球时报》说的那样,“最终结果只能是‘中国的胜利’”。这种抗争的过程,才是真正的“国民教育”。受此教育的年轻人,只会对民主政治下的思想自由和文化多元产生更多的认同。

作者:长平

责编:洪沙

图像来源: DW/B.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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