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传媒业受重击，多名记者因此失业或转职。站在新闻传播教育最前线的教授或老师，也面临到教学内容与实务愈趋分离的挑战。德国之声接触了10位现职新闻科系老师，但他们都婉拒受访，理由包括“众多难以言明原因”或“不愿多谈”。赵少延（化名）和戴俊宏（化名）成为少数愿意说明看法的前线老师。

曾在香港媒体任职近20年、现在在香港某大学传媒学院兼课的讲师赵少延感叹，现今的新闻教育与他当学生时，有极大的不同。他表示，学校未要求老师禁止教哪些内容，“但很多老师心里有红线，知道哪些可以讲，但不敢讲得那么明白”。

赵少延还透露，因疫情期间很多课程都是线上教学，有些老师会担心上课内容会被学生录影，因此很多议题都不敢说。不过，相较于其他老师，赵少延算是幸运，因为教授的科目为“摄影与新闻”，在教学上比较重视摄影技术，较少会谈及敏感议题。

他指出，唯一会牵涉到敏感议题的是学生作业（影像故事，Photo Essay），他向德国之声表示，虽然不会禁止学生不能做哪些作业或自我审查，但会特别给予“提醒”，并举例：“像是会有人想探讨选举公平与否的题目，如查册投票名单或虚报地址，就必须要小心可能会触法”。

而这些可能触法的“提醒”，在过去香港新闻教育中并不存在，赵少延回忆，90年代新闻行业最发达的时候，很多可以做，调查报导或记者可以直接问问题等等，根本不需要这些“提醒”。

曾在香港任教的英国伦敦大学新闻专业高级讲师Yuen Chan也认为，新闻教育正在改变。她指出，传统的新闻价值，像是准确、公正、核实和新闻道德等课程不会改变，但新闻教育的确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这样的压力迫使香港变得更像中国大陆。

她通过邮件向德国之声表示，香港的记者要监督政府变得更难了，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不触犯法律的情况下，坚持新闻工作的原则，同时也一直处于不了解红线在哪的状态”。

新闻报导底线在哪？

重视理论与实作结合的新闻教育也面临“红线在哪”的挑战。在香港另一间大学教授“新闻编辑与管理”的副教授戴俊宏指出，有些老师较为谨慎或担忧，可能在教学内容上有很大的调整，像“以前在报导上使用的实例，可能会触犯国安法的底线，现在就要用其他的例子来说明”。

他举例：“一些新闻用语，可能就要修改，像是以前称‘台湾总统蔡英文’，现在这种说法可能违反《国安法》被认为有分裂国家的风险，因此改说‘台湾领导人蔡英文’。”另外，和赵少延讲师遇到的状况相同，也会担心在学生实务作业上的采访对象是否违反《国安法》，有些老师甚至会劝学生改个题目或是更换采访对象。

在中国大陆出生，深谙中港差异的戴俊宏向德国之声透露，这两年，他也调整少部分的教学内容，像是过去在讲解新闻理论时，“香港本地媒体的角度和立场百花齐放，现在少了某方面的角度，就只能用国际媒体来代替。”

另一个改变，是课堂前的新增的“提醒”，戴俊宏说，这两年在学期初，他会向学生强调，这是个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已见的自由空间，希望学生珍惜这样的环境，任何人不应该制造恐怖的氛围，导致大家不敢在课堂上讨论。

学界业界全面受压

然而，再怎么强调“畅所欲言”，香港新闻教育课堂上能讨论的议题比过去减少。香港中文大学前新闻与传播学院前助理教授徐洛文认为，在新闻教育中，教导技能与知识，如采访写作等，不会有很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新闻教育工作者要教给下一代学生的价值观。

他向德国之声说：“很多时候，我认为价值观这是新闻教育最重要的部分，而教这些东西越来越难的原因是，政府想要的方向和与之相一致的价值观，正与新闻教育要教给学生的东西完全对立。”

此外，如何在鼓励学生当记者的同时，又能确保他们安全，这是另个难题。徐洛文道出了许多老师的疑问，他们的困境是“在教导下一代记者所有的技能与知识时，同时鼓励他们做自己。”

他进一步指出，在香港的新闻教育，媒体法（Media law）相关课程将更显重要，他认为未来应该教导学生如何保护自己，以及如何更加地保护消息来源。

而随着媒体一间间关闭，对传媒相关科系的学生而言，实习也变得更难了。

Yuen Chan指出，对于一些新闻课程来说，实习是毕业要求，而新闻机构的实习名额逐渐减少，学生当然会受到影响。她指出，香港《苹果日报》关闭时，《立场》和《众新闻》就多收了实习生，但如今这三间传媒机构都已关闭。

戴俊宏也向德国之声表示，过去，香港媒体生态不同的光谱选择很多，可以满足同学的需求，现在仍在运营的媒体，同质化、自我审查情况明显，经营也不太好，因此实习上少了很多选择。 “有的老师还要去说服学生去某些媒体机构去实习”。新闻科系兼课讲师透露，现在大部分的学生可能选择去广告公司、电台或制作公司实习。

香港传媒教育的未来

两年前，香港各大学的新闻相当热门，港媒统计，除中文大学外，各校新闻系报读人数上升，且除了招收香港学生，也有不少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学生。在香港传媒业受到打击后，是否影响新闻相关科系招生率，德国之声联系多所大学，但未能取得相关数据。

但可以确定的是，曾是亚洲新闻自由堡垒的香港，过去几年新闻自由持续倒退，无国界记者组织2021年的报告指出，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自2013年的59位开始下跌，经历“反送中”后，从2019年的73位持续下跌至2021年的80位。

副教授戴俊宏指出，香港以前新闻自由度高，大家习以为常，现在环境变了就受不了了，但这“不代表什么都干不了”他说：“其实放眼全世界的传媒，很多环境没有新闻自由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是我们没有经历过。”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若还能写出很好的调查报导，证明功力更强大。

新闻系讲师赵少延透露，香港公立大学的新闻、传媒相关科系也纷纷在讨论未来该怎么发展，他说：“这些大学是政府支助运作，如果大学不听话就完蛋了，若没市场，课程内容就必须调整。”

赵少延续称，香港已经有大学的传媒科系在讨论，招生可能将遇到困难，因此计画把课程重心放在更商业化的广告或制作等专业。

面对香港新闻教育的变化，前线教育工作者难免灰心难过。但赵少延强调，在香港仍未全面封闭网路前，还是有方法和空间做采访工作，他无奈笑说：“可能自己比较阿Ｑ精神吧！不放弃理想。”并分享：“就像以前的前辈一样，在大陆跑新闻要打‘擦边球’吧。”另一名副教授戴俊宏也说：“新闻传媒监督政府的责任，不会因此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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