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宝泉博士自1992年以来就是波鸿大学的讲师，他讲授的专业是远古和古代史。80年代，宋宝泉在巴伐利亚学习航空照片考古艺术，学习如何从飞机上发现考古点：比如地下有旧城墙的地方，上面的庄稼长得疏疏落落。而以前是墓穴的地方，土质就比较松软，上面的植物也较茂盛。在下午的斜阳下，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出其中的区别。即使是人口密集的城市，这种方法也很灵验。

宋宝泉说：“通过航空摄影考古的方法，我们发现了很多新遗址。有新石器时代的居住遗址，青铜时期的墓葬，主要是罗马时期的建筑遗址，如兵俑、居住地、罗马的古城。”

宋宝泉趴在工作台上认真地观察着他今年夏天拍摄的幻灯片。他知道，很多埋藏在地下的古迹即使认真观察也难以发现，因为航空摄影考古有它的局限性，只能调查接近地表的文物古迹。能够观测到的深度限制是地表以下60公分。

尽管这样，宋博士还是认为这是考古的一个好方法。他准备将这一方法传播到中国去。宋宝泉1961年出生在天津，1982年，作为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留学生被派到德国来。1993年，作为一个考古学家他带着所学的知识回到中国，并打算在山东和江苏等地来检验这种考古方法的可行性。

宋宝泉和波鸿大学的同事们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成立了一个中国遥感航空摄影考古中心。大众汽车公司资助120万马克。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每年为这个中心拨款400万元人民币。宋博士亲自培训了航空照片的分析人员。宋博士还写了一部题为“遥感考古学”的专著。他希望能用这种方法更好地保护中国的古文物。他说：

“航空摄影考古是文物保护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在一个地区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工作。这种前期工作持续的时间越长，对文物保护越有利。因为只有发现了埋藏地下的文物古迹，开采时才可能保障古物的完整无损。如果纯属意外发掘，古物往往会遭到很大的破坏。”

尽管媒体会对偶然出土的文物感到欢欣鼓舞，但对考古学者来说，这意味着文物将有灭顶之灾。山东淄博市就是一个例子：在1938年日本人拍摄的一张行政区的照片上，宋博士还能看到2700座墓丘。而当1999年他前往那里进行实地考察时，就只剩下了190座。济南到青岛的高速公路修建工程中，许多墓穴遭到破坏。

宋宝泉在波鸿的许多学生常常问起他在中国的工作。德国学生对中国的考古兴趣正在不断增长。但宋宝泉说：“德国学生不能阅读中文的原始资料。如果在德国从事中国考古教学，首先必须翻译大量的文字资料，才可以开始考古教学工作。这无疑是很大的障碍。”

只要天气允许，宋博士就会立刻驾驶飞机去拍摄航空照片。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欧洲地图－一张从大型客机的驾驶仓里拍摄的航空照片。航空摄影对宋宝泉来说不仅是工作，也是兴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