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俄罗斯相比，中国年轻人才层出不穷

30年的高考，培养出大批的人才。莫斯科大学一份最新的报告表明，俄国高等教育每年能为俄罗斯提供20万名左右的科研人才，但是由于科研经费的缺乏，这些人才大部分流失，到2010年，俄科院42％的院士年龄将超过60岁；相比之下，早在1995年，中国接受科技、机械、农业和医学等相关高等教育的人才就突破了180万，2000年更是增加到了330万，与之相对的是，中科院的绝大多数院士年龄低于45岁。中国在人才储备以及年龄结构上都有了相当的优势。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科研的投资比重也逐步加大：94－98年间，研发经费只占全国GDP的0.6-0.7%，到了2006年，这一比例就提升到了2.5%。高考不但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也使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深入人心。

30年两包到两自的转变

高考30年，完成了从所谓“两包”到“两自”的转变：具体的说，也就是从国家包学费包分配，到学生要自费上学，自主择业。对此，北师大教育学专家郑新蓉教授认为，这30年，中国不仅仅是教育制度在变，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整体都是在变。从总体来看，“两包”到“两自”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渐变过程。

中国高等教育是否贬值了？

2007年高考的考生人数是与比利时全国人口总数基本相当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创造一个神话：创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1977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为570万，这与今年全国高校的计划招生人数意外的巧合；不过30年前的录取比例是1：29，如今则是1：1.7，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可见一斑，但是这一切会不会给人一种高等教育贬值的感觉呢?

郑教授说：“当年不管上了什么样的大学，基本生计是有保障的。而如今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使得你即使上了大学，哪怕是最好的大学，也不意味着你进入了保险箱，还要取决于你的能力，你的专业，这点与30年前相比是变化相当大的。”

高考是个好办法吗？

30年来，高考已经从创立之初的考试制度、人才选拔制度，被提升到了重建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高度。尽管对高考褒贬不一，但是国内某知名网站一次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有75.47％的被访问者认为，如今的高考制度“是有缺陷，但仍然是目前最好的办法。”高考也尝试做了很多改革，包括允许招收自费生、实行标准化考试、各地市自主命题，但是高考似乎始终与人们所期待的素质教育有一定的差距。

郑新蓉教授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这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在于中国从来就有应试的传统；第二个原因在于，虽说考进大学已经不意味进了保险箱，但高考依然是社会底层的人得到一份比较理想工作唯一的出路。不管是用人单位还是公务员招聘都是以‘文凭’为基本砝码的，是找工作的必要条件。现在北京市要招聘驾驶员都需要有大专文凭。过去也许只有国家干部、国家公务人员、学者需要有大学文凭，但是现在即便对普通职业者来讲，大学文凭也是必须的，所以说高考不可能完全按照素质教育的理想模式来发展。就中国的教育现状而言，素质教育只能是一个倡导方向，一个目标，但是就近期而言，它还只是理想化的模式。”

是否要改变严进宽出体制？

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大学更关心的是“就业率”而不是“毕业率”，实行的是一种严进宽出的教育制度，相比之下，欧美国家则是“宽进严出”的教育制度。德国大学的平均毕业率常年在20％以下徘徊。郑教授认为，可以在小范围内进行一些试验，尝试“宽进严出”的模式：“比如说，对一些非常好的学校，我们一直用一种推荐加考试的模式，甚至推荐的比重占得更大。但是就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迫于就业的压力，迫于整个社会的诚信程度，在应试教育的轨道上急刹车，恐怕会带来很多想不到的问题。”

郑教授表示，其实中国现在也逐渐在“宽进”。从长远来看，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会向欧美“宽进严出”的模式靠拢，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一张试卷定终身”是既不合理又不科学的。但在目前的环境下，同时也由于缺乏一些比较好的试验的基础，“宽进严出”的改革还是要慎重为好，毕竟普通老百姓将高考视为一次“翻身”，媒体也在大肆渲染30年前“翻身”的高等教育。高考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了一种文化。而向欧美靠拢还取决于很多方面的条件，包括社会就业机会，中学教育的诚信与可靠，而且30年来，高考也培养了一大批利益集团，未必改革起来那么容易。

加分和保送：是否不公平？

针对目前少数民族学生、三好学生以及特长生的加分，以及保送生的存在所引起的争论，郑新蓉教授站在教育法学家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同样存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资优的贫困学生采取各种的帮助，这是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惯例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对特殊群体实行加分，也是各国高等教育比较普遍的政策。当然给边远地区的人一些照顾，给少数民族一些照顾也是合理的，由于他们的整体经济文化发展有些滞后。我个人认为这是‘通过倾斜实现公平’，是看起来不公平，但通过特殊扶持实现公平的一种政策。即便通过法律层面也有这样的含义，因为我们的教育法和宪法中都有扶持少数民族的规定，这是和国家的基本方针政策一致的。当然有些院校为领导干部的子女，大企业家子女加分，则是明显有违教育公平原则的。”

回顾30年前的高考，郑新蓉教授别有一番感慨：“30年恢复高考，对当年包括我在内的人，当时想的并不一定是转变命运，真的是觉得获得了一个读书机会。在一个缺乏系统教育的年代，很多人想的并不是为了上大学而获得什么，而是真的如饥似渴的觉得进入了一个知识的殿堂。但是客观上发展起来，我的命运和那些没上大学的同龄人形成了很大的反差。那是一种共和国时期的精英教育模式，这种教育、这种轨迹发展到今天，其中里边很多实质性的内容已经变化了，包括学校规模、教育质量以及学生出路，77－78年的大学生已经自然成为了社会的所谓栋梁人才。但是现在如此大规模的招生，这中间还有一个更残酷的淘汰机制，让一部分人即便在脱颖而出之后，未来的10年在工作岗位上依然面临着残酷的竞争。而30年前的那批人，参加高考成功了之后，至少不用为工作发愁，这恐怕也是30年对比最大的区别。侥幸、庆幸、更多的是要冷静，高考30年前给少数人带来的变化，在30年以后则完全不同了，所谓‘高考改变命运’的说法，在提出来的时候要更加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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