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鲍彤先生，您能不能简要介绍一下您所提出的三点建议都包括哪些内容？

鲍彤：第一个问题涉及的是中国的农民工和劳动密集型乡镇企业的命运问题。因为现在有些领导机关提出所谓"能救先进生产力不能救落后生产力"，他们要"腾笼换鸟"。我认为这种决策是自杀性的决策。忘掉了农民工，忘掉了乡镇企业，把他们算作是落后的生产力，我认为这就否认了中国的历史，也否认了中国的现在。我要求全国人大能纠正这种片面性和一边倒。

第二点意见。中国政府提出4万亿救市款。我认为应该把4万亿来龙去脉给老百姓交待清楚。因为4万亿不是政府官员口袋里掏出来的，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口袋里掏出来的，是13亿人民血汗钱的积累。上海有一位律师，要求政府公开4万亿救市计划。不是说有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吗？可是很不幸，有关部门领导给的答案说，"现在还不能公开，不能对外公开"。在他们眼里老百姓是外人。我觉得，不仅是救4万亿，也是救老百姓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也就是救我们的人民共和国。

第三点意见，中国今天社会的各方面的重大矛盾实际上我认为如果追求根源，都可以从20年前"六四"找到答案。因为今天这些不正常的东西事实上都带着"六四"的基因，是"六四"的产物。因此重新评价"六四"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如果对"六四"没有正确的评价，那么就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枪杆子为本，以坦克为本。就不可能建立和谐社会，而是建立官权压制民权的社会。所以现在应该从公开"六四"真相开始进行拨乱反正。

德国之声：两会召开前，以及两会举行期间，很多团体和个人都致信两会要求北京政府公开"六四"真相。您认为，这些公开信可以对推动当局公开历史真相、重新评价历史起到相应的作用吗？

鲍彤：如果这些公开信能够被送到人大代表手里，人大会议主席团能将这些问题列入议程，那么我看是大有希望。我现在的顾虑是这些信件能不能送到人大代表手里。因为我自己在寄这封信给人大的时候，每天监视我的人就立即向邮局查询。查询的结果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们把这封信拦截下来，这样就侵犯了我的通信自由，也侵犯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切代表的通信自由。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写一百封信，一万封信也没有用。也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我寄出的信被他们拦住了，他们拿到这封信可能采取特殊的措施把我这封信通过特殊的手段转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非常及时地让人大代表了解这些情况，如果这样就帮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这些问题。要不然，这些信根本不能送到收信人的手里，这些信还能有什么用呢？

德国之声：您认为，全国人大会将为"六四"平反作为一项议题在会议上提出来吗？

鲍彤：我觉得这取决于两点。第一点，这封信一定要真正送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位代表的手里。第二点，我认为代表中一定要有共产党真正的诤友，也就是说讲老实话的朋友，也就是君子爱人以德的朋友，而不是酒肉朋友。如果这样，我的这封信会起作用；如果不是这样，这封信等于没有作用。

德国之声：有媒体报道说，两会召开期间，中国官方不愿意看到的一些人士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您现在可以自由出行吗？

鲍彤：我的情况一如既往。我到邮局去寄信，他们就跟着我。我走了以后，他们就拿走我的信。我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这一点我已经习惯了。现在很多人都重新提起20年前"六四"的事情，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新做出评价。我想，这种积极性，这种热情，有这么多人忧国忧民，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