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担心，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暴力，或者出现权力真空的无政府状态，从而付出本来可以避免的重大代价。这种担心很正常。我给《刘晓波文集》写序，写的就是和平道路，改良。

毛泽东的革命，全民为它付出代价

我主张和平改良，我反对革命。我坐牢的时候，他们说我 "反革命"，所谓"罪证"，是捏造的，但帽子倒是戴得很对。我没有力量反对别人革命，但我坚决反对自己再去参加什么革命。现在反革命好像不再有罪了，反革命罪好像已经在《刑法》中删掉了。本来，革命观点和反革命观点都不是罪，文明社会里不应该有思想罪。但是，在唯我独尊的革命领袖眼里，当然容不得异己：领袖昨天要造反，就宣布反革命思想有罪；领袖今天要维稳了，就立马倒过来，革命变成有罪了。反正翻云覆雨，有罪无罪，都取决于领袖的心情和胃口。

至于我，我为什么现在反对革命呢？我在那篇序言里边讲，中国两千多年以来没有一次革命是成功的。据说有过两次成功， 据说朱元璋革命成功了，但是朱元璋成功，不等于农民成功，只不过明太祖成了总地主而已。还有谁成功呢？刘邦、项羽不是农民，真正的农民是陈胜吴广，陈胜吴 广失败了，刘邦成功不等于农民成功。隋末呢？瓦岗寨成功了吗？没有；谁成功了呢？李世民的爸爸李渊成功了，军阀成功了。太平天国占了半个中国，只能算半个 成功，但洪秀全个人完全成功，他腐败成功了，这位革命领袖的腐败，超过了皇帝。中国革命，只成功过两次，除了朱元璋，就是毛泽东。毛成了国家主席，但耕者没有得到土地。毛依靠农民打倒了大大小小的老地主，使国家成为总地主，使国有土地成为摇钱树，谁有权有势谁就来支配土地，发土地财。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 消灭了旧社会的资本家，新社会的权贵又成为新的资本家。革命成功了吗？没有。革命叫全民替它付出代价，结果是以暴易暴，对劳苦大众有什么好处？代价惨重， 好处没有，我为什么不反对革命？

简言之，从起因说，从道义说，革命无疑是正义的，可歌可泣的；从利害说，从后果说，革命使全民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常常以暴易暴，未必能够实现革命的初衷。所以，无法选择则已，谁也身不由己；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选择和平改良，和平演变。

和平改良拒绝暴力，但不拒绝压力

讲到和平改良，和平演变，讲到暴力和权力真空的代价，不应该责备被逼上梁山的民众，他们是值得同情的被侮辱与损害 者；应该责备的，是把民众逼上梁山的制度，是有责任主动进行和平改革但麻木不仁的统治者。识时务的政治家应该懂得，把民众逼上梁山的制度，好比活火山，坐 在上面是永世不得安宁的。主动改，真改，既不会激起暴力，也避免了权力真空。老百姓是善良的，愿意给你主动改的机会。但是如果不抓住和平改革的机会，革命 说不定真的就会来了，谁也左右不了，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

和平改良拒绝暴力，但不拒绝压力，而且需要压力。向统治者施加压力是绝对少不得的。没有压力，舒舒服服，何必改革？ 对蒋经国先生，过去臧否不一；现在可以肯定，他以最后的业绩，奠定了自己在历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蒋经国其实也是被民意逼出来的。官员把老百姓逼上梁山， 是死路，是悲剧，对谁都不利。但是还有另外一条路，活路，正路，这就是老百姓把领导人逼上和平改革！这条路，台湾走通了。台湾老百姓用压力帮助了蒋经国， 把他和他的同道们逼成一群伟大的历史人物。大陆人也应该用压力，帮助逼出一群大政治家来。

以蒋经国为师，开放党禁，开放报禁

在说了前面那些话之后，回答可以非常简单。海峡彼岸有成熟的丰富的转型经验，代价小，效果好，值得此岸受用不尽。我主张以台湾为师，以台湾人把蒋经国逼成伟人 为师，以蒋经国为师，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开放党禁和报禁，打开总闸门，活水所到之处，一切皆活，好整以暇，从容不迫，水到渠成，有条不紊，用不着害怕什 么暴民政治无政府主义，也用不着去支付这笔学费那个代价了。

作者:鲍彤

责编:吴雨

作者简介，鲍彤，原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因"六四事件"，鲍彤于1989年5月28日被捕，1992年7月，中国当局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鲍彤七年有期徒刑；1996年，鲍彤刑满释放，目前一直被中国当局软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