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如您反复提及，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必须坚持的，但是政治制度亟待改革。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始终没有变过，在这个体制下改革开放的政策怎么就制定下来了呢？

朱学勤：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这就是我讲的改革和文革之间否定性的联系。我们应该客观看待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执政集团，它在毛的50、60、70年代是走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集团作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是逆历史潮流而行的。但是不能否认，这个执政集团是有一些精英在其中，如胡耀邦、赵紫阳，如80年代邓小平坚持改革开放的魄力，历史大潮中共产党人保留下来的最可珍惜的资源。 所以改革初期，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只是这部分和那部分的政治力量对比改变了，政策就拧过来了。所以30年来，我们改变的是政策不是体制。政策可以在整个政治体制没有变的情况下， 靠少部分高层官员的力量对比变化来实现。76、77年就是这样变过来。那个十年出现欣欣向荣的迹象，其实仅仅是改变政策，体制尚未来得及改就出现了政治风波。所以说，这个体制能制定一些政策，应该给予公正的评价，其中有一些败类掺杂期间，也有一些有良心的民族精英走出来。应该有一个历史的分析。

目前环境下，坚持改革方向，进行体制改革有难度吗？

很难。我们回顾30年可以看到多次有倒退回去的危险，现在为止，对内坚持市场经济，对外坚持全球化的方向还没有拧过来。但是这个方向是政策的方向。体制还没有改变。我承认目前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很难。既得利益者认为只改政策不改体制已经很好了，所以，今天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非常难。并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可能也是微弱的。我们是知其不能而为之。我相信政策的潜力已经发挥殆尽。只改政策不改体制的方式不能再有第二个30年。

现在，对于左右之争中左和右的概念已经越来越混乱，您怎么看？

左右的概念最早起源于西方，1789年法国革命时，国民工会中坐在国民工会主席的左边的是激进派，右边的是温和保守派。西学东渐后，进入中国，有与西方相同的一面，将希望社会激烈变革的乌托邦的理想方向称为左派，另一面是希望社会渐进理性变革的称为右派。

左右之争在中国的语境中，有自己新的含义。左是激进分子，用暴烈的手段反对阻挡者；右派相反。左派是褒义，右派是贬义，这种概念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达到顶峰，毛泽东自称是左派的领袖，主流的政治思潮是为左，而右一般是黑暗的，暧昧的，下风的地位。这是改革之前的含义。这个含义与同时期的西方政治社会有很大差异。

改革之后"左、右"有了新的含义，尤其是留学生把西方校园里的左派理论搬进中国，把坚持改革开放的理论说成是右派。同样，与西方语境有相通的，但是也有不同。被称为右的人在西方社会一般是保守党，而在中国恰恰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把这批右的人看成是过激派，完全是拧的。而左派在西方是以激烈态度批判的，而中国左派在改革开放时期却有保守僵化，拖历史车轮的色彩。所以，左右在中西方不同语境下很多时候是拧的。

面对今年的金融危机，西方右翼政府纷纷采取了较左的政策救市，您怎么看？

对，德国的基民盟为首的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大规模救市；美国也是如此。故有一部分人兴高采烈或者是幸灾乐祸地说，资本主义完了，连最右翼的政府都采取我们左翼的政府干预政策，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了，国家干预代替市场经济了。我认为， 这批人太浅薄，高兴得太早了。事实上，在市场经济自由企业制度的一百年之中，多次有市场失灵，政府干预的时候。我相信这次源于美国影响欧洲的金融危机引起的政府干预力度、联合程度超过了1929年的那次，但是不足以根本改变西方体制和政治生活的基石。类似于，一人生病，需要猛药救治。而康复之后进入常态，我们才能看到这个人究竟是什么肤色、血型，不会因为猛药改变血型的。所以，一个月之前到达到高潮的所谓社会主义救资本主义的说法不会影响我的历史观。

至于国内有人比西方浅薄的学院知识分子更浅薄地说，这次轮到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来救西方的资本主义，更是可笑。第一，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啊？二，你救得了吗？这样的言论我们三十年期间已经有过不少，只是又增加了一次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