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1978年12月28日的瑞士《新苏黎世报》刊发评论：

令人惊讶的是，此次大会没有像苏联对待斯大林那样，就长年的停滞与困难去追究某些个人的责任，而是从自身体制中去寻找原因：权力过于集中、过于中央集权、某些特殊机构脱离了党的控制。为了纠正这些错误，今后将会有"更多民主"，恪守共产党的标准，保护人权、承认民众的言论自由权利，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大力贯彻相关法规。

西柏林《每日镜报》在1978年12月30日也刊发评论指出：

中共统治的不同时期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并没有被简单归咎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就像苏联清算斯大林那样)，而是归咎到整个体制的缺陷，即：中央集权、缺乏党内监督以及民主监督。

在稍早前的1978年10月31日，东德执政党机关报《新德国报》刊发评论，分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党内的权力与路线之争：

客观起见，我们必须认识到，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的高级干部获得平反，以及对"四人帮"的批判，都不会让中共重新成为一个马列主义政党。现在，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各方都继承了毛泽东的阴暗面，也就是反苏主义以及大国沙文主义。暂时在权斗中获得优势的是经验丰富、意志坚定的邓小平，他本人就曾经历过两次清洗运动，因此很清楚应当如何利用这些经验来对付他人。

我们要是以为这些政治人物都和华国峰没什么两样，未免就想得太简单了。根据这些中国领导人自己的发言去判断，他们的意见分歧不仅仅体现在政策的侧重点上--比如"四化建设"、中美关系进展等问题。愈演愈烈的人事纷争也有可能演变为"实质问题"之争。时间将会证明这一判断到底有多正确。今天已经能确证的是：中共当局在贯彻其"全面恢复国内秩序"、"维护团结稳定"之承诺时，已经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1978年12月10日，瑞士《新苏黎世报》则注意到中共权力中枢之外的路线之争：

11月中旬，北京街头突然出现了许多要求民主和人权、批判毛泽东的大字报，到了12月初又突然消失。11月10日起，中共中央就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召开了一场工作会议，而正是邓小平将张贴大字报的一处地方命名为"民主墙"。这种突如其来的批判性声音很可能也要归因于领导层的宽容与鼓励。许多此前在党的最高层讨论过的东西，以"人民呼声"的形式被重复强调。而到了11月27日，在接受一名美国记者采访时，邓小平则与那些大字报拉开了距离，他说，"有些言论不利于团结和稳定，也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

民主墙的重新沉寂，绝不意味着中国改革的步伐就此停止。尽管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北京的民主墙大字报只是表象。毕竟，几张大字报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9亿民众呢？真正重要的变革，无疑将来自于围绕毛泽东的理论之争，以及为毛时代政策受害者的大规模平反。

这些措施当然并不能称得上"民主"，也尚不能称作"贯彻人权"。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值得赞叹的开端。新的领袖尽管宣布要"更民主"，但是真正的决定权则依然捏在他们手里。

1978年12月21日的《世界报》(当时在西德首都波恩出版)摘译了两篇民主墙的大字报：

在打倒了四人帮之后，"英明"领袖华国峰主席、以及大家认为"更英明"的副主席邓小平许诺我们民主和繁荣。四人帮倒台时，人民迫不及待地企盼邓小平的复出，他曾经说会"再次引入资本主义"。他复出了，人民对他有很大期待。可惜，我们已经生活在这一压迫性的体制下，什么也没改变。

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不要做野心家实现现代化的工具。我们想要的是人民生活的现代化以及人民民主的现代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幸福的生活。在民主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不要相信暴君所说的团结和稳定，那些话只会让我们坠入苦难。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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