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德建交公报签署后第二天出版的《世界报》就发表评论指出："北京和波恩之间建立外交关系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必要之举，从联邦德国和欧洲的利益出发值得欢迎。它符合一个对未来的世界秩序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现实。两国间将由此发展出怎样的政治关系，今天或许还没有人能够预言。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工业国家，联邦德国对中国的意义非同小可。中国希望找到一扇进入西欧的门户，在欧共体内找到一个伙伴，这个伙伴（联邦德国）不应该拒绝。"
在宣布建交前，德中两国政府进行了一段时间不长的试探接触。《法兰克福汇报》在1972年9月30日有关德中就建交事宜达成一致的报道中写道：
"在两国首都设立的大使馆将获得领事权。联邦政府不会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因为--正如（德国）外交部周五所作的解释--对于波恩来说并不存在台湾问题。联邦外交部长谢尔下周就将在联合国全体大会的间隙展开首次会谈，同中国副外长黄华进行接触。之后还计划在北京同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外长姬鹏飞举行多次会谈。在波恩，并没有商定与（中共）党主席毛泽东会面。不过并不排除这样一次会见的可能。"
联邦德国外长谢尔1972年10月访华期间登上长城图像来源: picture alliance/dpa "波恩方面重视的是，同北京建交不应该被当作轰动事件看待。（德国）与所有由此愿望的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意愿，在1969年10月的政府声明中就已有宣示。现在正是在逐步开始充实这些关系。在此背景下，外交部指出，这一政策并不针对任何一方，而是属于联邦政府'缓和外交'的一部分；此外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谢尔将利用在北京的时间，探讨加深这一关系的可能性。"
地缘政治伙伴
《世界报》在1972年10月12日发表客席文章"中国视波恩为政治伙伴"，提出了与联邦德国建交"对北京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作者认为，可从外交、内政和心理三个层面分析:"外交上，与波恩建立联系是北京加强其反苏立场的诸多步骤之一。自从布拉格事件，自从勃列日涅夫教条的宣布以及中国认为与此密切相关的1969年中苏边界争端以来，反苏成了中国结盟政策的首要标准，而不再是阶级斗争。"
作者以此解释中国为何同政治世界观截然相反，但与苏联都有着某种利益矛盾的国家，如希腊、伊朗、土耳其、埃塞俄比亚，乃至宿敌日本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同美国接近。
"联邦德国在这些国家的圈子中具有特殊地位。它在北京十分看好、但被莫斯科屡屡攻击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中扮演领导角色；此外它还同中国一样，因苏联对领土的饥渴而饱受困扰，以至于中国人觉得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情感能够得到德国人的理解。尽管有'东方条约'，（苏德之间）由此种种可能的潜在矛盾，从中国的统一战线--即尽可能地孤立苏联--的策略角度看，无疑是一件好事。"
周恩来设宴款待来访的尼克松（1972年2月28日）图像来源: picture alliance/dpa 内政方面，作者认为，与联邦德国建交是总理周恩来外交政绩上的又一个成功故事。此前，尤其是在邀请尼克松访华的问题上，周恩来与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林彪发生了矛盾，这一外交事件后来被党媒宣传为重大胜利，周恩来得以全面贯彻其主张。最后还应提到心理因素：
"在外交，中国在过去几个月里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的中心。过去被视为殖民强权的欧洲国家，现在向中国派出了代表使节，他们受到了热情欢迎，也感受到了对方的自豪和保有距离的尊严。长期以来忍受屈辱的中国又找回了旧有的自信。这种自信的一部分也反映在与联邦德国建交的庆祝仪式中。"
从革命到外交，从造反到建设
1972年10月15日出版的《明镜》周刊，发表长篇背景文章，回顾了德国和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的交往历史。从普鲁士王国与清朝建立外交关系、义和团运动和德国的殖民侵略、参加长征的德国人李德、中共建政后与东德建交以及与西德的非官方往来，直到1960年代末北京和波恩开始谨慎互动，及至1972年联邦德国出现了一个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关注中国的高潮，工业和贸易界则开始看好中国的巨大市场和潜在产能。
文章认为，此时的中国"并非军事和经济强国，却成为了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对立面"，"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把自己荒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能量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然而尽管开始了外交开放，这个国家依然还是封闭的。"
1972年德中建交以来只有一位德国总理没有在任期内访问中国，但他却是短时间内“两次”访华的总理。你知道他是谁吗？被中国领导人称作“老朋友”的德国总理又是哪（几）位呢？
图像来源: Emmanuele Contini/NurPhoto/picture alliance德国社民党籍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在任期间，联邦德国与中国建立起外交关系。不过他并未在担任联邦总理的时候访问中国。等到勃兰特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已经是1984年。受中共邀请，1984年5月28日，勃兰特以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身份率团访问北京。虽然他是在野党领导人，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超出常规礼节，在钓鱼台国宾馆迎候勃兰特。勃兰特访华期间还有一些小的花絮。他听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虽然已过古稀之年，但仍顶着33度的高温登上了长城。而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时攀爬长城的距离还不到勃兰特的三分之一。勃兰特结束完对中国的访问准备取道香港回国，但是却在香港上空遭遇暴雨，飞机被迫返回广州机场。他开玩笑地说：“现在已经是我第二次访问中国了。”
1975年10月，接替勃兰特出任总理一年多的施密特（Helmut Schmidt）首次访华，成为德中两国建交后首位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也是唯一一位与毛泽东主席见过面的德国总理。施密特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他是一个让人难忘的人。他冲劲十足、魅力四射，才华横溢，但是冷酷而固执。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但是拥有敏锐的直觉。毛泽东是聪明人，但理智并非他的强项。他发动的那些大规模运动并非清醒理智的产物。”施密特很早就判断中国具备成为一个全球政治和经济大国的巨大潜力。对施密特而言，中国的崛起是他在其政治生涯里呼吁建成团结且强大欧洲的原因。他认为，只有这样，欧洲人才能“在面对中国时以及和中国一道在世界上实现自身的利益”。
德国前总理科尔（Helmut Kohl）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后期最具影响力的欧洲领导人之一。他执政期间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力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新华社在2017年科尔去世时发表的悼念文章中将科尔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对华友好，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德、中欧对话和合作，为中德关系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1984年10月，科尔首次以总理身份访问中国。德国《时代周报》当时在报道中写道：“科尔带着尊敬的态度迎向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邓小平。科尔不自觉地把身体埋在沙发里，似乎想让宾主之间的身高差能有所平衡。”（注：邓小平身高1.6米左右，科尔身高1.93米）科尔在任期间曾4度访问中国。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对中国的首次访问是在1999年5月12日。这原本应该是一次正式访问，为期一周，而且访问中应该包含广泛的经济会谈。但是由于5月7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北约轰炸，造成三名中国记者死亡，施罗德的访华行程也被迫压缩至只有一天，而且降格为工作访问。当时在总理府办公室担任外交和安全政策顾问史坦纳（Michael Steiner）说，原本应随同施罗德访华的33名成员组成的商业代表团以及12项合约的签署计划全部都被取消。不过在这次工作访问结束之后半年不到的时间，11月初，施罗德再次访问中国，这一次还带上了庞大的经济代表团。施罗德在任的7年间总共6次对华访问。他主张取消对华武器禁运，6次访问中从未公开涉及人权问题，因此他执行的对华政策也被德国舆论批评为“缺少道德”。
2005年开始出任德国联邦总理的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上任后的第二年开启了她作为总理的首次中国行。第一次出访中国，默克尔选择了北京和上海两站。当时中国媒体在报道对默克尔的访华印象时称，“展现在中国民众面前的默克尔是一副谦逊简朴的形象，镜头前的笑容甚至有些羞怯”，但她的“高效和务实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次年9月，默克尔在总理府会见了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引得北京勃然大怒，德中关系随之进入“冰期”。2008年10月，默克尔再度前往北京，出席亚欧峰会并与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举行会晤。她在北京受到了热情接待。当时跟随她访华的还包括德国工业联合会、大众汽车集团、西门子股份公司、蒂森克虏伯公司和戴姆勒公司的高层代表。当时媒体评价称，默克尔的这一次访问“为德国企业界打开了通往中国的大门”。
2019年9月，默克尔最后一次作为德国总理访问中国。当时正值香港抗议活动延续数月，默克尔这次访问中也谈到香港问题，呼吁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解决危机。在12次的访华行程中，几乎每一次默克尔都提出前往北京之外的省市参观考察。她的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除了北京上海之外，她还访问过南京、西安、广州、天津、成都、合肥、杭州、沈阳、深圳、武汉。图为2019年默克尔考察“中德友好医院”武汉同济医院。2021年10月13日，默克尔即将卸任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视频会晤中对默克尔表示：“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你也即将卸任德国总理，中国人重情重义，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中国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
去年11月组阁的德国红黄绿政府总理肖尔茨尚未以总理身份访问过中国。今年8月他在夏季记者会上呼吁德国企业不要过于依赖中国，而是要依赖多样化的供应链。他说，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已称为德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他还说，就他上任后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双方进行了讨论，但还没有确定日期。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专家巴尔金（Noah Barkin）分析认为，由于肖尔茨对华语气变得越来越强硬，“几个月来，北京对德国的态度一直很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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