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2019年6月12日是香港反修例运动的重要节点。当天，大批市民占领金钟立法会和政府总部附近道路，意图阻挡修订草案二读，警民爆发激烈冲突，被视为该运动正式升级的标志。时至2023年，四年过去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还有多少人记得？

至少，克莉斯汀·伍芬巴赫（Christine Umpfenbach）还一直念念不忘。她是“慕尼黑美景”（Bellevue di Monaco）文化活动部主任。这是一家为移民和难民提供居住和文化活动的综合社区，位于慕尼黑市中心黄金地段，其诞生是反对曾盛极一时的“Pegida”（“欧洲爱国者反西方伊斯兰化”运动）的一系列公民运动的结果。

基于以移民和难民为焦点的文化中心定位，伍芬巴赫一直关注社会和政治议题，包括香港。但自2020年以来，由于疫情及其他德国国内的种种事件，她感到德国媒体对香港的关注度越来越少，所以想通过举办文化活动来重新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

相信电影拥有强大的号召力，活动策划团队挑选了两部香港独立电影，一是希望可以令观众了解更多香港社会运动的历史背景及复杂性，二是展现一些香港新移民当下的生活和心态，以更好地连结欧洲和德国。活动现场放置了一些2019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由抗争者自制的小型杂志，提供了一个包含当年运动现场照片和抗争者音频资料的在线展览，还安排了一段行为艺术表演。每场电影结束后，主办方邀请了几位已离开或仍留守在香港的学者、艺术家和NGO工作者进行映后座谈，与现场观众交流。

《忧郁之岛》：社会运动、历史伤痕与香港宿命

电影《忧郁之岛》讲述了三位不同世代香港人的真实故事：文革时游泳偷渡离开中国大陆的逃港者、八九民运时身处北京亲历六四事件的香港学生，以及参与六七暴动的少年犯（简称yp，young prisoner）。影片使用伪纪录片的手法，让雨伞运动世代的香港学运参与者扮演这些前辈年轻时的角色，并就此表达个人看法。影片流动于纪实与虚构之间，由不同世代的人串联起各个大时代的社会事件，折射出不同时期抗争者眼中的时代价值和对香港的看法。

参与本片座谈的嘉宾有在德国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Wan Ho，现居德国、曾积极参与学运和工运的港人JM，以及在香港居住超过20年、曾在香港NGO工作的澳大利亚人Paul。

争议：六七暴动

作为学者，Wan Ho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历史、文学、文化及传媒研究，其中包括冷战时期中共官媒在英殖香港各重大事件中的角色。她指出，影片中第三部分将六七暴动和2019年反修例运动进行对比有一定的危险性，容易引起误会，因为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2019年的运动是由民众自发产生，“无大台”，并非由幕后利益集团操控；而六七暴动则是由中共的香港代理人新华社进行组织、自上而下策动、以推翻港英政府为目的的暴力夺权行动。这点也可以通过中共在香港的官媒《大公报》对1966、67年两次社会运动截然不同的报道风格得到印证。对于这些六七暴动参与者的动机究竟是出于信仰还是由于利益，她表示怀疑。

针对这个质疑，Paul则觉得影片这个部分是想展现六七暴动时港人的爱国情怀与近年雨伞世代的情绪差异对比，而并非对两个事件作对比。JM也对影片的手法表示理解。他认为，六七暴动时，香港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社会出现一个带有理想色彩的想法，有人愿意相信。只是情况到了2019则是完全扭转了。

2014与2019，关于伞运与反送中的记忆

三位嘉宾都认同影片具有很强的震撼力，也都联想到了自身的经历。

2014和2019时，Paul本人不在香港。但对于在香港居住超过20年的他来说，香港是他心中的家。由于香港NGO的工作经历，他认识很多少数族裔群体，例如南亚裔和菲律宾裔人士。他们盡管从外貌看起来不像香港人，但他们在香港出生，有很强的香港归属感，这点在社会运动期间尤其得到体现，令他印象深刻。他认为，这些人的身份认同被忽视了。

JM于2014年投身雨伞运动，后到外国升学和工作，至2019年时见到香港运动的情况又义无反顾地回去。他认同两次运动的社会参与面都很广。在他看来，香港人其实对政治并不敏感，是北京在香港实施了越来越多的控制才引致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觉醒。97年的时候，他家有机会移民英国，但他没有离开。而对于所谓的爱国叙事和一国两制，他并不能相信：“如何能相信这个政权会变？他们根本不履行自己的承诺。我们一直要求平反89六四，但根本没用。”

同样于2014、2019身在香港的还有Wan Ho。雨伞运动时，她在占中运动中担任义务教师，为同学提供免费补习，下课后还要回办公室加班。2019年，她中断了德国的研究回到香港，一是因为支持运动，二是照顾生病的家人。2020年，疫情爆发，她回到德国继续做研究，之后三年多时间没再回去，直到今年3月。之前忙于研究时并不觉得，但当她再回到香港时，那些年的回忆突然一下子回来了。她感觉自己在香港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以前和朋友谈起六四时谈到心理创伤，现在她自己也有了亲身感受，以至于已不太想再回顾当年的相关影像，避免心理负担过重。

之后，有观众谈到了港人在2008年支持北京奥运、大力捐款为汶川地震赈灾的往事，以及2012年习近平上台、香港反国民教育运动后港人对中国大陆的心理转变。Paul同意他的观点，也认为习近平与中共之前的领导人很不一样。很多香港人的出走是在他上台之后，包括“蓝丝”和大陆人。

《野草不尽》：运动过后，是去是留？新时代的香港离散

纪录片《野草不尽》讲述当下移英港人的故事。影片从素人的视角，以对话为主轴，追踪两个在2020年政治移民潮里果断离开的港人，展现他们在迁移过程中面对的舍弃和困惑：一个年轻的父亲，为了刚诞下的儿子而追逐新身份，自身却困在故土，与上一代华人移民展开一场关于身份认同的思辩；一个青年告别挚友，与在港判囚的朋友过上不同的生活，踌躇于海外港人的角色。

参与本片座谈的嘉宾是现居香港的戏剧工作者G，拥有自己独立工作室、游走于德国和香港两地的艺术工作者HG，以及出生于中国大陆、2014年移居香港的艺术工作者Anam。

离开，意味著背叛？

G是坚定的留守者。他介绍道，香港最近的日常是这样的：朋友见面，打声招呼说好久不见，接下来的话多半是：“你有没有想过要走？”G的父母与弟弟已移民英国，他自己却坚持做留下来的人。

他其实可以理解离开的理由。正如片中主角谈到的，没孩子的人可能根本不想生了，有孩子的人不想孩子说普通话。但离开也有离开的难处。离开之后，要考虑生活是什麽条件，自己处于什麽阶层。他的弟弟到英国数个月后还是没能找到工作。

而对他本人来说，留下来有更重要的原因。如果没人留下，那文化岂不是会逐渐湮灭？此外，在香港还有很多走不了的人。当初一起表达意见的手足现在很多还在狱中，不能放弃他们。而在工作方面，虽然越来越多的审查妨碍创作，但对于他来说，不能用广东话是更大的挑战。常常有人说他的许多记忆、感觉和情绪仍然停留在2019年，但他认为并非如此--而是，那些在囚的人是他们需要负上的责任，那些过去是他必须背负著前行的无比重要的情感。

去留之间

HG的选择和G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他看到目前很多港人移民到附近的台湾、日本和泰国；也有很多人去了英国，因为其制度接轨，可以保持原来的工作。如同影片讲述的那样，身为主角的年轻人走了，但他大部分的朋友还在。移民离开的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人还是留在香港。其实香港的移民潮由来已久。1997临近的时候就有很多港人移民到加拿大。现在这波移民潮下，很多人移民出去找不到工作，又回流到香港。片中的两个新移民虽然有困惑，但状态还算较好——他听说有移民海外因生活不适应而自杀的例子。

HG不喜欢二选一，他选择第三种，游走于两地之间。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香港，感觉却和以往不一样了，他自己至今也还没有想明白。他感觉自己仿佛是回到了一种原始社会的状态，如同采猎者，没有固定的居所。

在HG看来，冷战时期的流亡可能意味著永别。但在21世纪，时代不同了。他在德国认识一些非洲朋友也处于流放的状态，但他们有选择的自由，可以回家。在我们这个年代，流动相对较容易，我们是否可以在流亡（Exile）和离散(Diaspora)之间创造一种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被强加上背叛的精神枷锁？HG将这种生活状态称之为“新形式流放（New form of exile）”。而在外面的人，应该尽量帮留下来的人发声。

离散与伤痕

对于影片中移英港人在身份登记时的选择困惑，Anam深有同感。手持中国护照、身为自由艺术工作者，她几乎很难获得外国签证。新冠疫情期间，她的护照到期了，但当局拒绝给她派发新护照，让她留在国内。无可奈何之下，她选择入籍香港，凭借香港护照获得出入境自由，否则也无法参加本次活动——而这种自由，是持中国大陆护照所无法享有的。

片中新爸爸将移民比如为离婚，令Anam印象深刻。对她来说，那感觉就像是干杯时喊的那句“饮胜”——离婚的同时，意味着与民主结婚。

作为参与抗争运动的新香港人，Anam对身份认同有很多困惑。即使在香港居住了十年，但她感觉很难将自己称为香港人。由于大陆的出身，她常常要面对一些质疑，甚至有时是来自于朋友的。盡管支持香港的抗争运动，但她对运动中流露的某些情绪感到疏离，而日益加深的中港矛盾也令她颇为尴尬。

反修例运动期间，不少香港年轻抗争者与家人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有些抗争者对家人隐瞒参与运动的实情，因而即使受伤了也得不到家人的支持。这种家庭矛盾对Anam来说更是尖锐。她的父母都是爱国的共产党员，都认定她去香港后被人洗脑了，对于她入籍香港的事更是暴跳如雷，两代人之间根本无法沟通。后来，因为身边的朋友成为新手父母，Anam看到朋友养育婴儿的种种不易，才生出一种对父母既感激、又愧疚的心情。

不同的观众也分享了和Anam类似的代际矛盾经历，其中一位去年参加了声援乌鲁木齐大火的白纸运动。她的父母对她参与抗议的事一无所知，获悉后大发雷霆，质问她为何不对他们坦白。父母都是过来人，他们年轻时就见过有人因为说错一句话而被毁了一辈子。这时她才明白到，父母对她的训斥并非因为他们爱国爱党，而是出于对她安全的担忧。同样令她感到受伤的是朋友的态度。和她一起抗议的朋友曾经两肋插刀，在她被捕后努力组织营救。但在她来欧洲之后，那些朋友却对她疏远了——他们被警告不能接触流亡海外的人，这点却是她没有想到的。

“再见偏说到红眼”

《忧郁之岛》播到片尾时，有观众忍不住啜泣起来，因为她在那无声的片段中见到了几个被控罪的朋友。那些还未有定论的审判在提醒著我们，香港的抗争运动并没有结束。在影片中，大海的场景反复出现。片中远望著老伯泅水身影的年轻人说：“他经历的苦难在我们这里一代一代地重演……香港现在变成这样，你走不走？”这显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无论是《野草不尽》中已经远走的主角，还是在德国现场参与交流的嘉宾和观众，都无法给出一个简单明瞭的答案。或许，其中的困境就如香港乐队RubberBand所唱的那样：“再见偏说到红眼……被时代拆散，才道别那样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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