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许艳仍记得2015年8月6日晚上，20多名警察在她家外面狂敲门，便用电锯锯开她家铁门，最后以脚踹开木门，直接闯进她家逮捕她丈夫余文生。

她告诉德国之声：“当时他们不出示相关证件，所以余文生不开门。然后他们用电锯把我家铁门锯开，当时锯门的声音大到吓人。他们闯进来后，把余文生按倒在地，接着把手铐在背后。”

虽然这次拘捕险象环生，但余文生只被关了24小时就获释，之后更成为“709大抓捕”的辩护律师。

“709大抓捕”指的是5年前的7月9日，中国政府在23个省份大规模的逮捕丶传唤丶刑事拘留或是约谈100多名维权律师丶异议人士丶以及他们的亲属，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事件。其中，余文生律师在大抓捕发生后，于2015年7月30日控告中国公安部及部长违法拘捕公民，成为709案发后，首位公开反击的维权律师。

后来，余文生在2018年1月因在中共十九大二中全会期间发表了修宪公民建议书，而被当局逮捕关押，并于同年4月正式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与妨害公务罪逮捕。

许艳告诉德国之声，2018年1月至今将近1000天，她都未获得探视余文生的机会，法院与警局也从未正式发布文件通知她余文生被开庭审判的事情。一直到上个月，许艳突然接到徐州法院的来电，告知她余文生正式被判刑四年，并褫夺公权三年。

她说：“余文生的案件发生很多违法的事，包含秘密开庭与秘密判刑，我认为他的遭遇比很多709律师的遭遇还更残酷。身为一个维权律师的妻子，我也多次被传唤或是限制出门。”

同样因“709大抓捕”而被关押的维权律师谢阳现在是余文生的辩护律师，他告诉德国之声，余文生的案件已脱离一般法律程序，而中国政府以秘密开庭与审判方式来处理余文生案的做法，也在中国的律师圈制造了寒蝉效应。

他说：“余文生被关押至今，我一直无法会见他，而秘密审判或是拒绝家属跟律师会见都已脱离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程序。也由于这些程序都是秘密进行，所以令人感到非常恐惧。”

“从小监狱关进大监狱”

另一名因“709大抓捕”受到国际关注的是维权律师江天勇。他自从2019年2月28日刑满获释至今，仍被软禁在河南信阳的老家。他的妻子金变玲向德国之声表示，江天勇获释至今一年多，河南国保仍派人24小时监控他的行动，他们也不断拒绝让江天勇就医看病。

江天勇在出狱以后，双脚异常肿胀，尽管金变玲持续央求，国保仍持续阻拦他就医。金变玲说：“江天勇现在身体状况不太好，所以只能一直在家休养。虽然他想到美国跟我与女儿团聚，但事实上，他现在根本无法离开老家农村。他等于从一个小监狱被送进一个大监狱，然后大监狱内他仍不自由，继续被软禁。”

金变玲表示，虽然部分维权律师获释后仍遭到当局监控，但不同的是江天勇是被国保24小时派人监控。她说，看着江天勇的情况，让她对中国的法律制度毫无希望。金变玲说：“说中国是法治国家，根本就不是，他只是自己宣称是法治国家。”

谢阳在江天勇获释后几个月，曾到河南信阳去探望江天勇。他指出，一般来说，中国警方毫无理由在江天勇刑满释放后，仍继续将他软禁在家。谢阳告诉德国之声：“我去探望江天勇时，得知监视他的国保不准许他就医，但他当时如果再不就医，那条腿可能真要废了。所以我与国保交流，希望他们能带江天勇去就医。后来他们也同意让江天勇至河南信阳就医。然而，就医时，医院仅做了几项检查，说江天勇身体没毛病。到现在为止，他的病仍得不到有效治疗。”

“709从未结束”

虽然数月前维权律师王全璋获释时，媒体都称他为“最后一位获释的709律师”，但许艳丶金变玲与谢阳却都认为中国政府从五年到现在，对维权律师的打压与迫害从未结束。许艳告诉德国之声：“余文生律师被判刑没回家，实际上代表的是709一直在延续，只是后来他们对其他维权律师的处罚方式有了改变，透过行政处罚或是吊销律师证来处罚他们。”

金变玲也认为，虽然王全璋与江天勇在过去一年多来相继获释，但他们仍未真正获得自由，且他们在狱中的经历，对这些维权律师都造成很大的身体与心理上的伤害。金变玲表示：“他们身体不好，精神跟情绪都无法控制。我觉得这些都是酷刑所遗留下来的伤害。余文生被秘密审判，也不通知家属，等于许艳也不知道被判多少年。中国政府就是透过很下流的方式去处理709的案件，我也认为709没有结束。”

谢阳以自己当年受审与关押的经历为例，指出虽然当年“709大抓捕”时，中国政府私底下也对维权律师秘密进行了不少事，但至少当时法院都还多少会进行所谓的“公开审讯”。他说：“余文生律师的案件，不仅审判没有公开，家人也都没有收到消息。我自己在‘709大抓捕’被关押时，也是在被关押第500天就见到我的辩护人，但余文生现在消失一千多天了，仍然见不到辩护人或家属。中国政府对维权律师的打压，现在已完全脱离法制。”

看着江天勇在获释后仍继续被软禁在家，许艳坦言，她很担心余文生获释后，可能也会面临相同的命运。她说：“余文生百分百会面临这样的情形。因为他还得被关押22个月，所以我也担忧他是否会遭到酷刑，或是当地警方是否会让我跟孩子去探视他。我会继续维权努力，但如果22个月后余文生还是无法回家，我也无法保证接下来事情会如何进展。”

金变玲说身为受害者家属，虽然中国政府拿法令当挡箭牌，但他们还是要坚持，因为唯有他们勇敢发声，才会有很多人去关注，那麽在狱中的亲人也会少受一点酷刑。她告诉德国之声：“像709的峭岭跟文足，因为她们在国内所以情况比较危险。但她们仍不停抗争，到最后能让王全璋一家团聚，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