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本周五(7月9日)是中国“709大抓捕案”满6周年的日子，虽然多数当年被判刑入狱的律师现在都已获释，但当年曾为多名维权律师辩护的余文生，至今仍在南京监狱服刑。

他的妻子许艳告诉德国之声，余文生现在身体出现多种健康状况，包含右手颤抖无力，无法写字丶刷牙或夹菜，他也有高血压丶脊椎与肾结石的问题。许艳说：“实际上余文生律师的身体状况不是非常好，而且这种情况是已经符合法律规定的保外就医条件，但是我申请的保外就医，南京监狱至今没有回復。”

许艳指出，自己过去几个月持续要求南京监狱针对余文生的健康问题进行治疗，但他被关押超过3年以来，只看过两次医生。她说：“这3年多他只看了两次医生跟开了两次药。安装新牙的问题也已经要求1年多，但至今监狱仍然未给他安装新牙。牙齿脱落若很久不安装，很容易影响日常吃饭，长时间不安装很容易让周围的牙齿松动脱落。”

6年前“709大抓捕”发生时，中国政府在23个省份大规模的逮捕丶传唤丶刑事拘留或是约谈100多名维权律师丶异议人士，以及他们的亲属，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事件。余文生律师在大抓捕发生后，于2015年7月30日控告中国公安部及部长违法拘捕公民，成为709案发后，首位公开反击的维权律师。

对于当年警察半夜破门而入押走余文生的场景，许艳至今仍历历在目。她向德国之声表示，过去这6年来，中国政府对维权律师及其家属的打压越来越残酷。除了关押维权律师外，他们的妻子也面临被传唤或抓捕的情况。

她表示：“709一开始是很残酷的，但后来打压没有停止，某种程度上来说打压还更加残酷。有些709的律师被吊销律师执业证，在工作和生活方面都遇到不同的困境。其实709从某种意义上并未结束。”

虽然余文生律师即将在2021年3月1日刑满获释，但由于之前有709维权律师在刑满获释后，持续被地方国保软禁在家中，行动受到严密的监控，所以她担心类似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余文生身上。她告诉德国之声：“他们可能依然不释放余文生律师，或是不释放他到北京的家中。”

王全璋：维权空间越来越受压缩

2015年因在“709大抓捕”中被捕判刑而受到国际关注的维权律师王全璋，去年4月获释至今已满1年，他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过去1年间他观察到，中国政府持续以吊销执照或软禁等多种方式打压维权律师群体，在该社群中开始产生一种寒蝉效应。

他说：“我感觉政府对国内人权捍卫者跟人权律师的压制还是很大的，这会产生一种寒蝉效应，让其他律师不敢发声，让其他律师为了保住自己的执照，变得谨小慎微。整个官方维权空间的容忍度或是国内维权的空间是越来越受到压缩。”

王全璋提到，自己过去1年花了很多时间调整身心状态，目前也慢慢开始去发展自己的工作，但由于北京市司法当局在2019年11月吊销了他的律师执照，所以他无法以执业律师的名义开展工作。

他指出：“中国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通过的一个司法解释，禁止被吊销执照的律师代理案件，也不准这些律师出勤或做辩护人。这对失去执照的律师在工作上做了一个很大的限制，因为他们无法如过去一样，在失去律师证后，依然以朋友身份出庭做辩护人。”

不过王全璋也指出，由于中国的法律领域很大，所以作为法律专业人士，维权律师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空间。他提到部分被吊销执照的维权律师选择改作法律顾问，或是开法律谘询公司，做一些非诉讼的法律业务，这些都是他在考量的可能性。

王全璋表示：“现在有一些朋友谘询我，问我一些案件该怎麽处理，所以我也开始慢慢发展我的律师业务，给他们提供一些专业上的帮助。这些工作需要很多法律专业人士来做，所以这可能也有我可以工作的空间。”

中国社会“权力失控”？

即便王全璋指出部分律师尝试透过开设法律谘询公司来延续职业生涯，但近日德国之声得知，有几名今年初被吊销执照的维权律师尝试申请开设法律谘询公司，却被官方告知因列入黑名单，所以无法申请开设法律谘询公司。

2015年也因“709大抓捕”被官方抓捕与注销牌照的维权律师谢燕益向德国之声表示，709发生后的这几年，中国因法治的忽视与权力横行，导致社会走向“权力失控”的状况。他说：“在社会处于不正常状态之下，这些年中国持续发生人为制造的冤狱，很多背离程序正义的状况，也有些维权人士因言获罪。”

他表示，现实对维权律师来说是很残酷也艰难的。不过谢燕益也认为，这些状况都是中国社会在尝试转型时要付出的某种代价，所以当许多维权律师持续遭到非法迫害时，维权律师的社群应该继续关注他们的命运。

他告诉德国之声：“像余文生律师丶张展丶丁家喜跟常玮平等维权律师现在还在被非法迫害，我们也希望继续关注他们的安危，关注这些受到不公不义的冤狱，因为这就是关注我们自己。在每个冤狱内，维权律师都能争取权利跟尊严。”

谢燕益也提到，目前维权律师在中国必须面对多重的考验，除了执照被吊销外，也面临被限制出境，或注册公司受阻的各种情况。他表示，很多维权律师的生存之路都被堵死了。尽管如此，谢燕益认为维权律师仍有使命向中国社会普及一个尝试，那就是让社会大众意识到其实这些违法的压迫，不只是对少数个体的侵害与打压，而是对社会整体权利的侵害。

他说：“如果这个社会不讲法治与人权，便没有人能真正感到安全。维权律师或人权捍卫者在工作进程中是要不断去阐明的立场是，我们所争取的是所有人的权利跟尊严，所以我们大家要共同遵守这个法治的底线，构建一个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的中国，这是符合大家的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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