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今年初夏，台湾爆发规模空前的MeToo运动，涉及政党、传媒、艺文多界。这波运动中，大部分为异性之间的性暴力控诉，被指控者几乎清一色为生理男性；指控者多为生理女性，少数则为男性。

盡管同性之间的MeToo控诉并非这次运动的“主流”声音，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在现实社会中较少遭遇性暴力。

台湾励馨基金会长期致力于救助性暴力受害者，根据该基金会2019年的调查，有42%的台湾LGBTQ+受访者表示自己曾经或正在遭受性别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这些人当中更有将近一半自述是受性暴力（sexual violence）。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定义，性暴力是指透过暴力或胁迫等手段，企图强迫他人跟自身发生任何形式的性关系、性骚扰、性侵害等。

台湾在2019年通过同性婚姻专法，创亚洲先例，以性别及同志友善的进步形象为国际所知；纵使如此，当同志要说出MeToo，仍可能面臨多重的心理挣扎与社会束缚。

出面即出柜

中国知名民运人士王丹遭台湾男子李元钧指控“强制性交未遂”，是首宗受舆论高度关注的男男疑似性骚扰事件。李元钧告诉DW，早在2020年他就曾考虑公开此事，但当时身心状态不稳，也担心双方公开出柜，不友善的网络舆论环境令性取向成为焦点。

隐忍多年后终于说出口，李元钧坦言，最大冲击之一莫过于必须向家人出柜，还有自己与王丹的名字或将从此“永远绑在一起”。他过往的担忧也成真——除了在社群网络遭到谩骂，也收到大量不明来源私讯，当中不乏针对性倾向与性别气质的人身攻击。

据李元钧提供的截图，这些可疑账号的信息写道：“要不要拉你进gay群玩玩？”、“你还是不是个男的呀？”、“娘炮，王丹怎么可能看上你”、“想知道你家人看到你这样什么态度”...满是歧视言语。

另一名指控王丹9年前对他灌酒，并在意识不清情况下对他“乘机性交”的Ｋ（化名）也指，不愿公开出面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还没准备好公开出柜——无论作为一名男同志，还是作为一名受害者。

“我不可能让家人知道，我就是在一般的企业上班，虽然以前也有参与一些社会议题的倡议，但是现在就是在一个很一般的民间企业上班，我真的没办法。公开这个事情也让我压力很大。”

在台湾MeToo运动爆发后，K的身心状态陷入低谷。仍在接受心理谘商的他指，自己还没有自信能承受扑面而来的人身攻击，也没有办法如李元钧一样，“接下来这辈子就要跟王丹这个人都连在一起。”

出柜成为许多同志自述MeToo经验的首要关卡，许多时候，他们不只担心自己，也可能害怕令对方出柜。

“那是一个压力很大的过程，我这样说了，等于在揭露他的隐私。...所以我该不该做这件事情（指控王丹）对我来说就是另外一个压力，因为我（之前）也是一个没有出柜的同志，虽然我现在（站出来等于）已经出柜了。”李元钧向DW说道。

台湾同志谘询热线协会长期关注同志权益，该协会秘书长杜思诚与副秘书长彭治鏐向DW表示，由于说出口的代价“太高”，许多同志宁可选择沈默。

台湾“荷光成人性谘商中心”谘商心理师郝柏玮向DW补充道，部分同志更会担心说出自己的MeToo故事可能加深“男同志很乱”的刻板印象，或者因此必须与原本的同志社群割裂，只好“以大局为重”，隐忍痛苦。

情欲试探与身体界线

相较于异性，同性之间的身体界线本就更为模糊、更少被讨论，而男同志性文化常强调情欲探索，性接触或肢体接触常被视为很自然的举动，这些都使得男同志的情欲试探与人我界线很难划出明确界线。

但事实上，男同志社群的异质性高，所处世代或社群都可能会有不同的性文化，每个人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以年长的世代为例，他们生长于性向压抑的华人传统社会之下，更是常常只能透过身体触摸，在台面之下暧昧隐晦地辨识性向、摸索欲望。

台湾同志谘询热线协会秘书长杜思诚向DW表示，对于一些在被社会高度边缘化、污名化环境下长大的男同志来说，“要能够诚实地或是很正向地去展现、谈论关于你的性欲望这件事，本身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连带地也缺乏抒发情欲的管道，“用的方式也许是透过身体的触摸，去表达、去试探情欲”。

如此不能言说、不能被看见的男同志文化脉络，或许也成为可以理解王丹性骚疑案的不同面向。

台湾同志谘询热线协会副秘书长彭治鏐补充道，不少男同志曾有被家人乃至社会否定的成长经验，“觉得自己不会有人爱”的创伤常令他们更渴望被肯定，“被别人欲望这件事，不管是透过眼神、言语或者肢体碰触，某种程度也代表‘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被喜欢的’”。

“你仔细去看会发现，这跟他也许成长经验中那个没有被好好欣赏、没有被好好的肯定，甚至可能自我价值评价比较低的这些，是连在一起的。”彭治鏐说。

然而，他们如何在压抑中寻求解放，试探中摸索情爱？这些似乎都未曾被好好地讨论、教导。

台湾同志谘询热线协会指出，男同志如何拿捏试探界线几乎不可能从学校教育——尤其是以异性恋为框架的教育——中学到，这也导致不少男同志难以把性暴力与自身连结在一起——无论他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

杜思诚举例，他曾向多位男同志询问对性侵害看法，“问大家说有没有被性侵的经验，没有人举手。可是问大家说，你有没有被硬上或是被强迫发生性行为经验？蛮多人有。所以你就知道，对大家来说会觉得，性侵害好像直接联想到是男对女，受害者以女性为主，并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在男生身上。理智上可能可以理解，但是并没有把这个概念真的跟男同志连结在一起”。

这些一直没被好好谈论、暧昧不清的经验，藉著此次MeToo运动引发讨论。台湾同志谘询热线协会表示，有些男同志也开始思考：怎样算是越界？或者自己是否曾令他人感到不适而不自觉？希望乘著这波运动，也令“加害”与“受害”的多元样貌与流动位置进一步被探讨、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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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之难

无论性别与性倾向，在说出性暴力经验后，当事件进入司法程序，实务仍有其极限。在李元钧提告王丹“强制性交未遂”后，台北地方检察署立案进入司法调查程序，但至今似乎仍进展有限。

根据台湾官方统计数据，过去近4年性侵害通报总数近8万宗，当中仅有不到3成进入司法调查程序，大部分都因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最终起诉案件只有约7000宗。其他形式的性暴力搜证，也都面臨相似困境。

心理师郝柏玮指出，举证困难是学界跟实务界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他指，法庭讲求证据，其设计某种程度蕴含的意涵是：人类是理性人、一个可以陈述自己经验的主体，但事实上“无论是心智障碍、或者是创伤、或是这一类性暴力对待的人，他没有办法。因为这件事就是一个不合理、非理性的事情，我要怎么陈述这个对我来说非理性的经验呢？其实是蛮难的。”

除了重述受创经验困难，更可能遭遇二度伤害。许多他的个案感到最受伤的都是法庭质问环节：为何事隔多年才选择揭露？你是“非完美受害者”是否自己“理亏”？这些都是常见的质疑。

这也是自认并非“完美受害者”的K，内心一部分的自我挣扎。他甚至一度因此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直到9年后的今天才缓缓说出自己的MeToo故事。

郝柏玮从心理学角度解释，这些问题背后成因复杂。人们常误以为“事情发生，创伤就在那”，但其实创伤常是第二时间才发生。

他解释，人在面对威胁时有4个典型反应，包含：战、逃、冻结、讨好。战或逃都是遇到立即威胁时的反应，但当战不赢又逃不掉时，尤其双方处于某种关系，受害者就可能“冻结”。“有点像是我把自己灵魂抽离或是暂时我把感官封锁，因为这样子比较不痛苦——反正都要经过这一遭，我让我的身体跟我切断关系，至少保有活著这件事。”

但人无法永远“冻结”，当处于长期关系、需与对方互动时，则可能出现“讨好”反应——“我还是要活，所以我必须要某个程度去想出一种新的解方来去理解我们的关系，我不能只用这个加害、受害的感觉去跟他互动，因为这样会每天都很痛苦，所以很多所谓的受害者，他们会发展出一种我们可能说是要合理化，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生存策略去解释。”

“譬如有些人会说，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种小牺牲，那是为了大局为重；或者其实我对他也是有欣赏的，所以某个程度我也同意吧；或者是他有不好的部分，但他（也）有很好的部分。他会用一些思想去圆，不然的话每天都很痛苦。”

此外，郝柏玮指，K所说的记忆破碎情况在谘商经验中其实不罕见。这常常并非是刻意忘记，而是身体自我保护机制的一种。当经验过于痛苦或难以理解时，就会被解离开来，“大概留下都是一些片片段段的东西”。在MeToo运动开始后，有些受害者可能感到似曾相识，才因而触发“第二时间”的创伤。

“你不孤单”的集体效应

台湾MeToo爆发至今1个多月，逾百人公开自述性暴力经验。在被问及为何决定说出他的MeToo故事时，K指，看到有人愿意站出来，即便是不同案件，“对其他受害人来讲是很大的慰藉。”

心理师郝柏玮形容，集体是一种鼓励效应，看到别人描述经验时，某种程度也召唤了你的经验，“你会比较有勇气，因为你知道它可以讲”。但他强调，这只是一个鼓励，不妨看作是一个邀请，“去看看你自己现在的身心，整体生活状态能不能支撑你想讲。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是每个人有他的时间。”

“我比较会觉得MeToo开始代表说：你可以开始说了，但你要什么时候说是没有关系，不会说这个月或是今年2023年才能说，是从今天开始的之后，这个社会应该会慢慢地愿意接受有这样的声音，但是等你准备好再说。”

他指，许多受害者一方面希望藉由诉说平复创伤，一方面也希望“事情可以停在我这里，那是多好的事...鼓励的效果除了有群体不孤单之外，也有一个良善的部分，就是不希望下一个受害者再出现。”

这也与李元钧的想望相似。他告诉DW，自己决定站出来也是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位受害者”。至于提告，自己要求的始终只是一个道歉。

“整个运动演变到后面，会变成我们一定要加害人社会性死亡吗？但我觉得不需要做到这个程度。因为即便你真的做错了，对，你是做错了，可是如果你有道歉、你有反省、你有付出你相对应的代价跟作为的时候，那个比例原则应该要在。你应该要以严重程度（多少）去让大家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修复这个人跟这个人的关系。”

不担心败诉，更在意肯认与修复，“如果最后失败，我也觉得其实无所谓。”

“但至少我说出来了。”李元钧说道。

（本文与DW台北办公室主任邹宗翰、德籍驻台自由记者戴达卫 David Demes、台湾联合在线《鸣人堂》特约编辑林冠瑜（林宜兰）共同调查、采訪；与台湾联合在线《转角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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