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在机场入境的整个经历吗？ 

甘杰克：首先，可能我在那个时间到达比较幸运，在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我都没有看到任何混乱的情况，例如有人被拉上移动病床之类。 

不过，还是有不少地方让人感到困惑。总体上说，中国政府在引导人流和建立整个流程方面做得很好，乘客只有一个方向可以前行，但是缺乏很好的现场解释。 

有些事情不言自明。办理海关手续时，唯一和平常不同的是每个人都戴着口罩。但是，当你前往行李区的时候，就会发现更大的变化。只有你乘坐的航班的行李到达之后，才允许你进入行李区。但是，没有任何人跟你解释，甚至连中文标识也没有。因此，我只好坐在靠近管理人员的地方，以便能听见他们的话。  

 我看到一群中国年轻人向执勤人员打听，想要弄清状况。也就是说，即便你会说中文，或者是中国人，也会对此感到困惑。 

德国之声：您认为整个过程花了这么长时间的原因是涌入北京的人数增多，还是中国政府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甘杰克：我想可能两者都有。机场入境的流程比去展览中心的流程更为顺畅，是因为机场工作人员熟能生巧。但是，从提取行李开始到坐车前往展览中心的过程中，你能明显地看到准备工作的不足。  

我不想责怪任何现场工作人员。他们不得不和沮丧而又疲倦的旅客们打交道，忍受他们的各种怨气。我认为，至少在我经历的那段时间内，他们实际上做得非常专业。 

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现场沟通和解释。不仅对不懂中文的外国人如此，对会说中文的人也如此。其次，我认为你的分析是对的，另外的原因在于，由于其他国家的疫情进展，昨天回中国的人数激增。 

对这个推动因素的解释是： "好吧，我们认为你可能也知道，其他国家在保护人民和防治新冠疫情方面做得不好。"这成为一个推动因素，让很多人临时决定回到中国。一周以前，他们可能都没有这样打算。因此，这就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 

德国之声：除了按照规定在酒店隔离两周，还要求你们做了什么吗？ 

甘杰克：离开机场以后，我们被送往会议中心或展览中心。一辆大卡车用来装运我们的行李，和我们一起前行。前后各有一辆车，感觉就像被警察押送一样。行经普通的北京街道，到达展览中心。然后，又以同样的方式，把我们运送到各自的酒店，进行自我隔离。 

我看到大街上的情况非常好。它当然不像正常的时候那么热闹，但是比几周前我的朋友发给我看到的情况好多了。没错，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北京正在恢复正常生活。 

就监控而言，我们需要做的主要事情是每天两次自报体温，一次是在上午9点，一次是在下午4点。他们给每人一个温度计和一个需要填写的表格。我们需要自行报告身体健康的任何异常情况，包括可能出现的任何症状或感觉上的任何显著变化。 

我与其他人之间唯一真正的互动，就是服务员把东西放在我的房间门口。我们可以通过客房服务订餐。我们得到酒店供应的早餐，房费里面已经包含。此外，你可以订购房间递送，而且有10种不同类型的食物可供选择。 

快递员把食物送到酒店大堂，穿着防护服的服务员再把它们送到你的房间。这个效率很高。我基本上都宅在房间里。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办法确保住客不出门。 

德国之声：作为一个目睹了中美两国如何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美国人，您认为其他国家可以复制中国的做法吗？ 

甘杰克：要复制中国的做法，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只有政治意愿还不够，还必须要有社会意愿才能实施。  

我认为我们也有能力这样做，最大的问题是人们是否买账，以及我们是否愿意为此付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代价。这样做并不需要特定的政治制度。韩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也有很强的政治意愿那样做。台湾也是这样。如你所知，香港和新加坡也大体如此。  

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地方都经过萨斯（SARS）危机。历史记忆推动社会意愿去配合政治意愿和政治需求。 

我必须要承受的牺牲，也就是在一家不错的酒店里待了14天而已。我可以远程工作，可以订购任何所需，而且都已经送达。我认为，目前在美国，人们对于实施这样的预防措施还没有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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