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以上的黑雷罗族人在起义过程中或紧接着的集中营关押生涯中死亡。在德国，这场战争至今没有引起注意，在历史书里成了注解里顺便提一下的内容。而在纳米比亚，人们在100年后仍然没有忘却，尤其在战争留下深深痕迹的那些地方。

切利莫.维瑟维特用颤抖的手打开了他那波纹铁皮小屋的门。中午时分，奥图姆波隆本加热得能孵出小鸡来。阴影里气温计指着40度。在那个地方典型的切利莫.维瑟维特这种波纹铁皮房子里，热而令人窒息。几个平方米面积的简单装备是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这个老人把有著名政治家们照片的剪报贴在了墙上。大多数照片早已发黄，比如还处于瘦瘦时期的赫尔穆特.科尔或者尚年轻的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

极少会有游客流窜到前黑雷罗族人居住地这个偏僻的角落里来，尽管从纳米比亚的首都温德胡克往北行车不到3个小时就到了这个地方。一条沙石路穿过这个村庄，村子里有一个加油站和一个饮料店。中午就有小青年站在那里，买酒喝。

切利莫.维瑟维特有客上门，那么多半是关于所谓的瓦特堡战役。在那个距离奥图姆波隆本加只有几公里的地方，德国军队在1904年8月给那场起义画上了一个军事句号。

切利莫.维瑟维特：“这是战争中用来对付我的先人的榴弹的弹壳，这东西杀死了许多人。战争结束后，我的祖父在这儿附近的原野上拣到了这个弹壳，保存了下来。现在，几十年来，我用它来风干榛子，然后就存放在这里面。”

切利莫.维瑟维特几乎拿不住这个沉重的弹壳。这位75岁的老人使劲端好这个有梭角的金属物件，它显然对他有着重大的意义。他同样珍惜的还有他从小屋里取出的德国皇帝时代的喝水的瓶子。

切利莫.维瑟维特：“战争是残酷的。它让我们流了很多的血。德国方面和黑雷罗方面都死了很多人。德国士兵和移民偷去了我的国家和我的尊严，他们杀死了我的亲人。这种事情是没法忘记的。”

在奥图姆波隆本加，没有任何人愿意忘记这场从1904年1月11日杀死125名德国移民开始的战争。黑雷罗人袭击德国人，是为了反抗殖民政府不断地剥夺他们的权利，反抗他们的土地大片地被白色移民侵占。黑雷罗人觉得自己被逼到了角落里。他们的酋长萨穆埃尔.玛哈雷洛号召起义，也是为了把族人视线从自己的问题上引开。

在战争的头几天，数量上占优势的黑雷罗人获得了对德国人的胜利。但在长驻在德属西南非的几百名防卫士兵得到了来自德国的增援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

8月11日，在瓦特堡展开了数量上占优的黑雷罗人和德国军队的决战，率领德国军队的是臭名昭著的少将洛塔.冯.特罗塔。在炮火的支持下，冯.特罗塔成功地把武器上占劣势的黑雷罗人包围了起来。被包围者们决定在包围圈最薄弱的点上突破，带着他们的牲口，通过缺水的奥玛河克，逃往博茨瓦纳方向。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们中间一半以上的人没有从这场逃亡中活下来。逃亡者赤手挖掘到20米深处，寻找水源，然而一无所获。少量的水源很快就被竭尽。归途则被洛塔.冯.特罗塔下令封锁了。

洛塔.冯.特罗塔说：“我，德国士兵的大将军，向黑雷罗人发出这封信。在德国界限之内，每一个黑雷罗人都将被枪毙，无论是否带着枪，无论是否带着牲口，我不再接受女人或孩子，我把她们赶回她们的族群里去，或者让士兵开枪打死她们。这是我要对黑雷罗人讲的话。强大的德意志皇帝的大将军。”

当冯.特罗塔将军发表这通宣言时，纳夫塔利.温迪施还没有出生。但他的命运同样与这场战争及其后果紧密相连：“我是一个德国孩子。温迪施－我的爸爸是温迪施。我的妈妈是卡洛琳娜.穆万加。我出生于1921年，我有8个孩子，42个孙儿女和重孙儿女。”

纳夫塔利.温迪施有一个德国爸爸，他的妈妈是黑雷罗人。浅色的皮肤和特别光滑的头发使这位82岁的老人至少在外表上跟其他黑雷罗人不一样。在奥图姆波隆本加，至少一半以上的居民有德国先人。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直至今天，要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仍然是很困难的。他们中不少人不得不在没有爸爸的情况下长大，原因之一是，他们经常是强奸的产物。

纳夫塔利.温迪施今天觉得自己是黑雷罗人。他身上唯一的德国特征是他的姓。但他对德国人并无仇恨之心。相反，他觉得跟德国人有一种亲近感。他说，他们不是坏人，他们的头儿始终对他很好，那时候，当他在纳米比亚东部干活，在那儿学了一点德语的时候。

作为有着德国根的黑雷罗人，即将到来的纪念活动对纳夫塔利.温迪施有着特殊的意义。尽管他已经82高龄，尽管他已经觉得不那么健康了，他要带着他的家人参加纪念活动。

跟他的女儿一起，他希望他们共同的梦能够得到实现：“德国人和黑雷罗人必须手牵着手纪念众多的亡者。德国人应该跟在黑雷罗人后面，充满敬意地怀念双方倒下的亡者。假如他们不掩盖或轻描淡写那时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成功的日子。”

轻描淡写或掩盖过去，这个问题是莱茵哈德.科丁也知道的。科丁是纳米比亚路德教会主教，在他的职位上，他跟这个国家里约2万名以德语为母语的人有接触：“许多人跟这段过去打过交道，包括以一种赋予光彩的形式。有些人简捷地说：那是战争，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让这个时代安息吧。这也是一种对待过去的方式。公正地说，这里的政府正是以这种方式对待过去的。”

出于各种各样的出发点，许多说德语的人和纳米比亚政府在这一点上确实是意见一致的。纳米比亚政府希望，在这个独立了才13年的年轻国家不要再产生新的对立面了。它希望所有纳米比亚人有一种大家庭感觉，而对那些部落利益冷眼相看。

在政府的历史描述里，对殖民战争的兴趣完全处于边缘。对他们来说，自由战争是从1966年才开始的，那时，SWAPO（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拿起武器，开始了跟南非隔离政策政权的斗争。

在德语少数民族身上，那段过去带着民族大屠杀的标签。对此，今天活着的人们当然没有直接的责任，但不得不经常地谈到。人们很容易把这事跟希特勒治下的第三帝国之灭绝犹太人联系起来。

比如，主要的黑雷罗政治家之一、莫布隆巴.克利纳如是说：“可以这样比较。这些人是被同一个政府杀害的。唯一的区别是，在我们这件事时，是政府发出了正式的灭绝命令。跟英国或西班牙政府在非洲的政策相反。他们从来没有发出过这样一个灭绝人性的宣言。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灭绝一个民族。”

由于按克利纳的观点，对黑雷罗的斗争可以视为犹太人大屠杀的前奏，黑雷罗人就应该得到财政上的赔偿。为此目的，克利纳和黑雷罗一名酋长共同向一个美国法院递交了一份起诉。这涉及到很多的钱。但出于法律的原因，德国政府不愿意支付。它虽然承认对纳米比亚有着特殊的责任，但作为纳米比亚的最大发展援助给予者，它认为它的的责任已经承担了。

奥图姆波隆本加的居民虽然相信他们酋长的起诉会给他们带来许多，但这个起诉一开始就立于很弱的法律之足上。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德国的帮助在这个地区建立起基础设施来。

但他们也强调，金钱并不是谅解的唯一前提。雅娜.库汉加说：“我期待着德国人携着事实真相走到光天化日中来。他们怎么面对过去？这对他们来说是一场民族大屠杀呢，还是一件不重要的事，还是仅仅是战争？如果是战争，那么是为了什么打的？我期待德国政府和德语纳米比亚人走到前面来，向纳米比亚民族说明真相。”

雅娜.库汉加的住处跟纳夫塔利.温迪施和切利莫.维瑟维特只隔着几幢房子。谈到德国人和他们的责任，她马上就火了。尽管她的先人是德国人。她的丈夫跟德国足球明星、前国家队的托马斯.哈斯勒是亲戚。

在她的理解中，事实真相包括一次正式道歉。光有德国外交部长约什卡.菲舍尔两年多前在杜尔班反种族主义大会上表示的遗憾是不够的。

雅娜.库汉加：“杜尔班在哪里？杜尔班不在纳米比亚，而在南非。如果在杜尔班表示道歉，消息根本到不了纳米比亚老百姓和黑雷罗人这里。德国政府应该到我们瓦特堡来，向我们的人民说：虽然那时不是我们，但却是我们的先人，是他们给黑雷罗人民带来了苦难。我们感到遗憾。”

（安德雷阿斯.诺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