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的七月一日，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含着眼泪从香港会展紫荆广场的旗杆上降下了英国国旗，香港开始了港人治港的崭新时代。然而，去年的这一天，香港却爆发了五十万人的抗议游行，香港社会过去六年的各种矛盾得到了总爆发。这一年里，北京中央政府由过去的不介入转为高调介入，并在一段时间里因否决零七、零八年普选要求而直接与香港市民发生冲撞。

七一将至，北京和香港民主派的和解迹象让人看不懂。北京主管香港问题的政治局常委曾庆红，日前在非洲访问时对香港记者表示，中央和香港民主派人士之间不存在和解问题，因为双方本身就没有对抗；他表示，他本人愿意与任何人士对话，并称会考虑香港民主派人士的回乡证问题。曾庆红的这一态度披露后，在香港社会普遍获得好评，被认为是北京主管香港最高官员的一个公开表态。果然，曾庆红表态之后不久，就传来北京将考虑部分民主派人士的回乡证问题，甚至有消息说前民主党主席李柱铭也在被考虑之列。

北京与香港民主派的矛盾由来已久，但近年因董建华政府施政无效而有激化之势，尤其是在民主派抓住董建华政府施政无效而接连发动“倒董”和“还政于民”浪潮之后。而英美等西方国家对香港民主化问题表示关注，以及李柱铭等人前往美国国会参加香港问题听证会，则均被视为香港民主派勾结外国势力的有利佐证。

有国际观察家指出，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实并非民主化，而是特区政府施政无效；由于对特区政府不满，市民普遍寄希望于普选可以产生有效率的政府；虽然这一诉求本身有不尽合理之处，但北京的错误却在于，没有抓住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是在由主要矛盾引发的民主化这一非主要矛盾上，通过出面直接干预而与香港市民发生正面冲撞，其结果是使得香港政权移交以后一直不错的香港市民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处于激烈对立状态。

也有国际观察家认为，香港民主派集中代表了两个阶层的利益和诉求，一是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理想色彩浓厚的知识精英，二是对董建华政府施政不满的中下阶层；当北京将前者作为斗争焦点时，也直接将矛头指向了香港社会的中下阶层。而从香港社会的阶层结构来看，除了民主派代表的知识精英和中下阶层外，另外还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传统左派：香港大资产阶级是回归后香港社会的主导力量，但这一阶层素来与政治权力结合紧密，由此获得各种经济利益补偿，所以对民主政治持保守态度；中产阶级民族意识稍强，但却基本上处于松散状态；传统左派则在回归后有很强的失落感，因此千方百计希望通过香港社会“左滑”而找回其“失乐园”。

在这种架构下，香港社会的民主诉求及其钳制力量虽然呈激烈对峙状态，但客观地看，在董建华施政无效的情况下，具有民主诉求的市民占了香港社会的绝大多数，而民主派则有效地利用了绝大多数市民的这一诉求。因此，将民主派作为主要斗争对象，实际上是与大多数香港市民发生正面冲撞；而北京所依赖的大资产阶级和传统左派在香港社会中则并不占绝对多数。

香港有舆论认为，民主派方面之所以愿意和解，主要是因为其选情告急，因此才不得已而为之。也有舆论认为，北京吸取了前一阶段的教训，而改为实施分化民主派的策略，因此才有了和解气氛的形成。不管其真实背景如何，就目前而言，正如《信报》日前的一篇社论所言，香港社会的和解气氛已基本形成，无论是北京还是民主派，目前都应从建设性的立场出发，减少刺激对方的言论和行动。

分析家认为，最近一周多的和解气氛，客观上将对“七一”游行形成冲击，民主派方面也已放弃了“还政于民”的口号，而改为采取更为温和的立场。问题是：“七一”游行只是测试香港民意的晴雨表，从“七一”游行到九月十二日立法会选举，才是真正关键的时期；和解的气氛究竟最终将有助于北京废除民主派的“武功”，还是有利于民主派重整旗鼓？作为两个政治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团体，北京和民主派之间究竟存在多少沟通的空间？这些都是跳出“七一”游行，而可以获得的观察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