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她开始感到恐惧。要不是一个有东北口音的学生帮她领行李和出关，她不知要在机场大厅里茫然不知所措地转悠多长时间。

推着行李车走出海关最后一道门后，她很快就看到一个年纪和她相仿的中国女人手里拿着一个写有她名字的纸条。这个女人就是她从未见过面的“妹妹”，旁边的那个又高又胖、留着八字胡的老头就是她的洋“妹夫”。

初到德国：恶狗与色狼

五个多小时车程后，刘凤英跟着“妹妹”和“妹夫”来到了一个院落里。院子里有两条大狗，对着刘凤英凶恶地狂叫。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刘凤英被两条恶狗吓得几乎不敢走出房门。

进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交钱。五千美元现金，那是刘凤英的亲戚朋友凑起来的血汗钱。“妹妹”对钱的真假不太放心，还抽出几张拿到灯光下照一照。“妹妹”还把刘凤英的护照要走了，说是替她保管。钱交了，“妹妹”一个字未提刘凤英与德国人的婚事问题。

笔者见到的刘凤英虽然年过四十，但是长相十分年轻，看上去只有三十几岁，眉眼秀丽，风姿绰约，具有北方女子才会有的那种颀长而丰满的身材。刘凤英说，她因为长得比已经是黄脸婆的“妹妹”要漂亮得多，“洋妹夫”三番五次地对她进行性骚扰，而且也不忌讳“妹妹”在场。

那几天德国正好是大雪天，刘凤英住的地下室里只有一个等于没有的小小的电暖气。冻了几个晚上，她实在忍不住了，就向“妹妹”说晚上冷得睡不着。谁知妹妹说，那你就睡到我们床上好了。刘凤英以为她在开玩笑，心里又羞又恼。谁知到了晚上，“妹妹”和“妹夫”真的就跑到刘凤英的房间里来拉她上楼，“妹夫”还敞开睡衣露出毛茸茸的上身把刘凤英往怀里拉，说睡到我这里你就不会冷了。

刘凤英在“妹妹”家住了几天，实在忍受不了两条凶恶的狗和一条无耻的色狼，就小心翼翼地问“妹妹”什么时候才能履行合约，让她与未来的德国丈夫见面。“妹妹”面带嘲讽地说，这么急着想见德国男人，到时候恐怕你还吃不消呢。刘凤英反问说，本来不是说你们已经为我物色到了合适的婚姻对象，我人到德国后交了钱就可以办结婚手续吗？“妹妹”说，我这是对你负责，才不会给你随便找个老头子嫁了；这样的婚姻我介绍了不少，人家现在过的都很好。

再普通不过的故事

在与笔者交谈时，刘凤英一直说，她在中国的故事是再普通不过了，没有什么好讲的。

“我二十二岁结婚，三十四岁离婚。我有一个儿子，离婚后一直跟我过，今年22岁了，我出国时他还在劳教所里。我结婚时，孩子他爸爸还是个铝制品厂的科长，日子过得还行。八六年赶上严打经济犯罪，家里开始有祸了。孩子他爸被抓进公安局，说是有经济问题，倒卖铝材犯事儿了，跟厂长一块儿被抓进去了，被判了7年。

孩子他爸后来只关了两年就提前给放了，说他在号子里表现好。其实是他在号子里被打成废人，啥都废了，脾气和性格也变得古怪了。他不能工作了，这以后家里三口人就靠我一个人那点儿工资，日子越来越苦。他开始整天喝酒，开始是喝了酒就骂人，后来发展到打人，先是打孩子，后来打我。

虽然他瘸了，可打起我来往死里打。儿子怕他爸爸，开始经常不回家，我明知道这样孩子会变野了，可也没办法，总比整天在家挨打强。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我实在受不了了，就狠狠心跟他离婚了。

离婚后两年，我就下岗了，那时我36岁，厂子倒闭了，工龄买断，工人每人领了三千块钱就都给赶回家了。从下岗到2000年底来德国共七年，我就没再找到过稳定的工作，中间干过各式各样的零工，譬如说看自行车棚、送盒饭、给人带孩子、到人家里照顾老人。有的时候零工也不好找，生活费就成了问题。那几年里，我也想再有个家，可我没工作还带个半大孩子，也三十好几奔四十了，人家给介绍过几个，都没成，后来我自己也灰心了，谁给我提再婚的事我就跟谁吵，后来再也没人管我的事了。

我到德国是因为纺织厂时的一个姐妹小苏的介绍。我俩一同下岗，她那时才20出头，长得又水灵，就跑到广东那边当三陪，干了几年，挣了些钱，也认识了不少红道儿黑道儿上的人。后来她回老家开了个服装店。

小苏出注意说她有南方的朋友可以帮我走另外一条道儿，就是出国嫁人，不但以后不愁吃穿，还可以很快把儿子也办出去，花差不多同样的钱，却可以一举两得。

我被小苏说动了心，就答应她试试。在那儿之前，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出国，更不用说嫁给一个外国人了。小苏先帮我垫付了两万块钱国内的手续费，不出三个月就拿到了一本护照，然后又帮我办到德国探望我的妹妹。我家世代大概都没出过东北，哪有什么妹妹在德国啊。我有些害怕，小苏见我犯犹豫，就说所有手续都是公证过，绝对可靠，到了那边就马上嫁人，然后就是外国籍了，以后回国是华侨待遇，谁也不敢找麻烦。

过了几个月，小苏说签证已经下来了，怕夜长梦多，让我赶紧收拾行李走人。我把家里人凑的三万来块钱交给了小苏，她给了我一张机票和五千美元。到北京后一切都有小苏安排的朋友帮忙，直到上飞机走人。一上飞机我就哭，就在手续办得差不多时，儿子因为偷摩托车被关进派出所，我不放心儿子，也担心到德国后不知道会怎么样。”

第一个德国男人

到德国两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妹妹”往家里带回来一个德国男人，这就是“妹妹”给刘凤英介绍的德国丈夫。

这个叫汉斯的男人有五十出头的样子，秃顶，啤酒肚，酒糟鼻，“脸啊，脖子啊，手啊，哪儿看上去都是胖乎乎的”，刘凤英说。

汉斯是个失业者，“妹妹”当时没有说，但是刘凤英到了汉斯家后很快就知道了。不是汉斯自己说的，是刘凤英自己看出来的。因为汉斯和刘凤英几乎不能用语言来交流什么。汉斯每天除了出去喝啤酒，就是呆在家里对着电视发呆，从来不出去工作。

汉斯不是个坏人，只是个贫困潦倒的人。头两天他试着用德语跟刘凤英说话，但是她根本听不懂，后来汉斯干脆就懒得说话了，任由刘凤英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汉斯是花了钱才把刘凤英领到家的，多少钱刘凤英也不知道。两个人都花了钱，于是就天南海北莫名其妙地共同生活在德国北部小城郊区一个破旧的公寓楼十几平米的狭小房间里，不是夫妻，却又有点心照不宣。

刚开始时，刘凤英对汉斯有种本能的抵触，因为汉斯没有一点男人的吸引力，人很脏，房间也脏乱，每件物品都透出陈年的烟味。晚上睡觉时，汉斯让刘凤英睡在床上，他自己睡沙发。刘凤英看出来，汉斯是个老实人，但是光老实有什么用呢，他自己都得靠社会救济生活，哪里还能给刘凤英一个正常的家？

头两个星期里，刘凤英跟汉斯每天一起啃面包。刘凤英自己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进了汉斯的家后连门都没敢出过，她怕出去后迷路找不回来了。就这样，刘凤英整天坐在房间里不是发呆，就是流泪。看到刘凤英哭，汉斯起初有些不知所措，后来干脆就躲出门，再回来时就是一身的酒气。刘凤英觉得再这样下去自己非发疯不可，有一次就拿起电话塞给汉斯，做手势让他拨电话。费了好大劲汉斯才明白刘凤英是要他拨通“妹妹”

的电话。刘凤英在电话里哭着让“妹妹”来接她走。“妹妹”则恶狠狠地威胁她说，人家汉斯是花了大钱的，如果她要走，就得先赔人家一大笔钱。“妹妹”还说，汉斯是没工作，可德国的社会福利好，养个老婆还是没问题的，他是准备要与你结婚的。

有一天晚上，汉斯外面喝多了，回来后就吐了。刘凤英看他实在可怜，就把他拖到盥洗间脱了衣服替他洗澡。洗着洗着，刘凤英看到汉斯眼睛有些潮湿，这让刘凤英心里也一软。那天晚上刘凤英让汉斯睡到床上来，“可他那方面已经不行了”，刘凤英说。

后来汉斯开始带刘凤英到超市采购，刘凤英总算可以买些菜回来做，虽然没有中国的调料，但刘凤英还是做出各种中国式的菜，“我没别的本事，但干家务照顾人绝对是一把好手。汉斯很爱吃我做的菜”，刘凤英说。

有一天，汉斯似乎很兴奋地拉着刘凤英出门，先是乘公共汽车，然后是乘了半个小时火车，最后来到一家叫做“荣盛亚洲商场” 的商店。在这家商店里，刘凤英发现了中国酱油和醋，也发现了课余时间在这家商场打工的女大学生，即笔者本人。从此，我就成了刘凤英的倾诉对象和义务翻译。

刘凤英通过我告诉汉斯，她想离开他，可她赔不起他的钱，也不知道离开他后到哪里去。汉斯说，我看这个女人也挺可怜的，我可以不要她赔钱，她可以走，可以回中国去。刘凤英哭哭啼啼地说，回国的路是没有了，因为国内连住的地方都没了，还欠了很多钱，她不能这样就回去。汉斯苦笑不得，说那你让我拿你怎么办？

转眼三个月的探亲签证快到期了，刘凤英如果再找不到出路，就成了非法居留。汉斯表示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和你办结婚手续。但是刘凤英不想这样做，因为她已经打定主意要尽快离开汉斯，如果和汉斯结婚再离开他，等于是欺骗和利用了汉斯。我告诉刘凤英说，你只有两条路：要么你从“妹妹”那里讨回5000美元，然后回国还债；要么你就去申请难民，但是希望渺茫。

刘凤英于是打电话向“妹妹”讨钱，“妹妹”不但不理睬，还暗示说她黑道上有人，如果刘凤英找麻烦她就不客气了。刘凤英气愤地对我说，那个“妹妹”就是个人贩子，她不信在德国就没有王法了，她想跟“妹妹”打官司。我说，你起诉的话，德国有关部门也就知道了你不是她姐姐，这样你就暴露了是伪造签证目的来德，后果不好估计，你愿意冒这个风险吗？刘凤英说，那她只能去当难民了。

一天中午我正在大学食堂吃饭时手机响了，电话的另一端是刘凤英，她说她此时此刻正在柏林的美国大使馆里，让我在电话跟美国人说她要申请难民。接着电话那边换成了一个男子用美国腔很重的德语说话，我把刘凤英要申请难民的意愿跟他讲了。这个美国使馆的官员的语调很客气和友好，但是强调说他们不能这样在德国接收难民，并说只有刘凤英先向德国方面提出难民申请被拒绝后，才可以向美国提出避难要求。

我把这位美国使馆官员的话翻译刘凤英，她说如今都到了这一步，她就准备马上到德国警察局那里去申请避难。这位好心的官员给刘凤英叫了辆出租，先付了车费，让司机把她送到警察局去。我因为随后要上课，就关了手机。刘凤英到了警察局见到警察，警察搞不懂她要干什么，她让警察给我打电话，我又没开机，于是她没了勇气，连连用汉语说她没什么事想走了。警察看她拿出个写有汉斯所在的小城名字的条子，以为她是要去火车站迷了路，就用警车把她送到了火车站。

在回程的火车上，刘凤英命运改变了。

德国丈夫

刘凤英今天向笔者讲起她现在的幸福生活，不断地说，这一切都是命，是缘。

“从柏林闯美国使馆回来的火车上，我对面坐着一个中国人模样的老人，我一问，他果然是中国人，是来德国探亲的澳门华侨。我看老人头发斑白，面目慈祥，也是那时我特别绝望，就想找个人说说，就一边说一边哭和他讲了自己的处境。老人说，我看你是个苦命人、也是个老实人，我虽然短期来德国，帮不了你什么忙，但我愿意把你介绍给我要去探望的亲戚朋友，他们都在德国生活二十多年了，住的离你也不远，也许他们可以帮你。

这不久后的一天，一个自称姓沈的女人给我打电话，说她是我那天在火车上认识的老人的亲戚，想请我去她家里做客。过了一个小时，这位姓沈的大姐就开车来到汉斯这儿接我。

沈大姐家里那天有很多客人，原来她是给女儿过生日。沈大姐是香港人，她的老公是德国人。那天客人当中有一个叫约尔根的德国人，沈大姐就介绍我和他认识。我想沈大姐是故意安排的吧。

第二天沈大姐又把我接到她家里，问我对约尔根印象怎么样。我说很好，他看上去忠厚老实，很有教养。沈大姐说，约尔根对你的印象也很好，你们都是差不多过了半辈子的人了，我就明说吧，你们俩是合适的一对。我和约尔根就这样被沈大姐撮合到一起。

约尔根四十七岁，是个汽车修理工，一直没结过婚。他为结婚的事专门陪我在德国和中国之间跑了几个来回。结婚的手续真是麻烦，折腾了大半年才把手续办齐，到2001年10月底我们结婚。结婚前我曾经心里想，约尔根长的挺精神的，有工作有房，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才一直没有结婚？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冤枉了约尔根，结婚到现在有一年多了，约尔根无论是哪方面都挺好，为人宽厚，对我非常好，我做什么他都竖起大拇指说sehr gut (很好)，因为开始时彼此语言不通，交流很困难，约尔根很有耐心，也很尊重我。现在我和他已经能用简单的语言彼此明白对方的意思了。这期间我一直在上德语班，还经常到沈大姐家去参加她们的一个佛教教友活动。

我决定离开汉斯时，汉斯虽然看上去不高兴，但没有找任何麻烦，也没有主动提赔钱的事，还是约尔根看他怪可怜的，主动给了他一笔钱。对了，我儿子也被放出来了，现在也在国内有了工作。他不愿意来德国，我也不勉强他。不过我现在不担心他的生活了，因为必要时我可以在经济上帮助他。

我现在可以说在德国生活得很好，很幸福。这一切都是命吧。约尔根拿出他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我和大家看了都觉得竟十分象我，真是神了。我遇到了很多好人和有缘人，譬如说你那天在电话里为我和美国使馆的人当翻译，如果那会儿电话里找不到你或者在德国警察那里电话找到了你，我大概就是另外的命运了，至少不会在火车上碰到那位澳门华侨，也就不会认识沈大姐和约尔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