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的背后是政治?

随着SARS在中国和世界范围的蔓延，危机加剧，海内外的观察家纷纷把注意的焦点从“非典型性肺炎”这个单纯的流行病问题转向其中的政治意涵，比如，围绕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的丢官展开的有关中共党内斗争的连串政治猜测，或者有关胡-温体制潜在政治危机的说法，等等。

诚然，对中国目前这个处在转型期的威权体制，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政治问题，政治手段也可能是解决所有潜在问题的关键，但是，从到目前为止的SARS危机的发展过程对中国大众集体认知的影响来看，它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可能才是更深远的，而且，这种影响对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更可能是决定性的。

让我们看看SARS危机中的几个现象。

社会冷漠和真实谎言

SARS爆发之初，即从2002年11月到2003年2月，当SARS在广东神秘地传播并引发当地居民的恐慌时，所有官方媒体几无例外地要不是装作不知，要不就是积极配合宣传口径，形势一片大好，有关社会流言只是谣言；广东之外的人们基本处在一种麻木和冷漠中，对有关SARS的网络传言和小道消息将信将疑。这种普遍冷漠的社会心理倒也确实是危机爆发前社会的真实写照，并且一直持续到3月底。张文康部长在4月3日的电视讲话中公然说谎，固然不能排除中国官场说谎政治的传统，企图借愚民宣传来保住官位，但是很大程度上也可说是利用了这种社会冷漠。

恐慌，恐惧，或恐怖？

进入4月份，纸终于包不住火了，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报道伊拉克战争的同时不忘报道神秘的瘟疫SARS， 北京302医院退休军医蒋彦永愤怒的公开信被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世界卫生组织前所未有的对中国政府的隐瞒，不配合和行动缓慢表示谴责……
中国的社会性恐慌出现了。虽然中国政府这时才终于意识到SARS问题正在演变成真正的社会问题并开始全力发动她庞大的动员机器来对付和消除任何可能的社会失控， 人们的恐慌还是变成了真实的恐惧。

在北京这个高度政治化的首都，街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公共场所都可能是潜在的传染源。卫生部门和公安部门联合对确诊和疑似病人进行强制隔离，极权主义时代的国家暴力机器如此大规模、有组织和粗暴地介入公共卫生领域，才真正令市民感到切身恐怖。

狂欢或绝望

4月份在这次SARS危机的发展中是个最富戏剧性的转折。首先，对许多高校学生来说，SARS危机引发的大规模停课“不合时宜“地产生了节日般的狂欢气氛。远游既不可能，爱情就开始升温，“防治非典20条”之类的黑色幽默在网上迅速流传，大学生们可以尽情享受短暂的秩序颠覆的快感。

另一方面，对那些新兴中产阶级及小资们，他们面对SARS这种在现代大都会生活传播最为适宜的病毒， 经受的心理打击却可能是中国的城市居民群体中最大最深的。因为，随着SARS的全国蔓延和世界范围内开始的“隔离中国”，逃避是不可能了，被强制隔离的可能性却大大增加了。还有这种现实可能所带来的关于隔离区的种种可怕联想，只能让他们真正意识到那种曾几何时陶醉其中、愈精致愈美丽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的脆弱，以及那些光鲜而且政治正确的新兴社会阶级符号的无意义，坠入无助的绝望和虚无之中。二十年来为经济繁荣所遮蔽的社会自由的幻像也许就此终结。

SARS之后：公共社会的开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SARS危机在早期阶段还可称得上治理危机的话，政府责任或责任政治凸显，那么，此时此刻及未来可预见的阶段内，SARS危机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社会危机，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改造可能因此成为全社会的责任和希望所在。在欧洲大陆耳熟能详的“社会团结“也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学者呼吁中。

其次，中国社会的公共性在危机中萌芽。从SARS爆发之初的广州到目前的北京，医疗人员始终在巨大的风险和压力中兢兢业业，救死扶伤，不仅为SARS危机的缓解贡献良多，而且几乎一夜间改变了医疗界长期以来的负面形象，获得了久违的社会尊重和认同。这一急剧的社会认知的改变，也为长期模糊于盈利或非盈利边界的医疗事业一下子找到了定位－即从属于社会服务的公共卫生事业。普通医院的公共事业和社会服务性质，在过去20多年的市场经济中早已模糊。

不仅如此, 社会各界几乎是第一次的全面参与到一场大讨论中。在英特网，在各种传统媒体上，这种对话正在展开和深入并且开始触及政治伦理问题。这在后极权主义的中国社会尤显珍贵。

更富意义的还在于，这次SARS危机，中国政府对病患的抢救，治疗的大规模组织和承诺负担全部费用等国家行为，体现了国家的责任，为今后的医疗保险制度甚至整个社会福利体制改革的方向提供了一次极有意义的示范。

以上种种，似乎都在暗示着某种新型的社会-国家关系正在孕育中，SARS危机完全可能成为中国社会走向深刻变革的一个历史起点。

(吴强 杜伊斯堡大学政治学博士生 2003年4月25日于科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