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为了减轻学生的学业压力，中国政府决定在学校中减少考试、评分，减少校外培训。这是不是中国教育迫切需要的一次改革？ 

舒尔特：可以说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尝试摆脱跟着考分指挥棒的应试学习，最新的政策宣布也有这一背景。同时这也跟习近平政府目前的政策有关，当然教育系统的改革牵涉不同的利益群体，包括中央政府、省市县地方政府、教育部、向政府提供咨询的教育专家、学校、老师、家长。 

对于减少考试和评分，社会早有共识，家长和老师也都怨声载道，谁不希望减少学生们负担呢？但问题是，筛选淘汰的压力和升学的瓶颈——谁能上一所好中学、好大学，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从全国来看，仍然只有少部分人能进入确实能提供良好职业前景的中学和大学。我们看到，一旦政府规定取消某一考试，就会出现另外的替代形式，以便能体现出某些学生优于其他的同龄人。考试的压力变成了其它形式的压力，比如有的小学老师在家长微信群里每天发布信息，汇报孩子的表现、用图片变相排名等。即便不考试，还是能排出高低优劣。 

德国之声：我们看到，很多家长对减少考试和排名的做法并不满意。他们担心如果没有比较，自己的孩子会在竞争中落后。 

舒尔特：家长们担心，学校或政府现在放松考试的压力，但孩子今后在升学、高考时能掌握足够的知识和应试能力？因此家长要求学校和老师教授应试技能的压力没有放松。我们看到，在一些经济发达省份，比如浙江，出现了富裕家庭送孩子上私校的趋势，因为部分私立学校不像公立学校那样严格遵守政府的减负要求，更注重培养应试能力。虽然政府推出了一些规范、限制私校的规定，包括在收费方面，但选择私校的趋势仍然存在。 

德国之声：政府多年来努力给学生减负，但总的来说效果不佳，这次会有不同吗？ 

舒尔特：关键的问题是，决定升学的重要考试的内容是不是会有改变？迄今有过不同的尝试，比如在考试中更多考察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造性，或提供音体美等“软性”科目为选项，还有其它减少核心科目竞争度的小的考试规则变动。但这导致了很多家庭转而在这方面巨大投注，比如让孩子花大量时间学钢琴、参加比赛，希望由此进入理想的大学。就是说，不管是考试还是其它的才艺竞争场，人们总会找到某种考核才能的形式，孩子的压力并没有减轻。 

在这一点上，我们往往只想到城市里的学校和学生以及中产阶层家庭。但我们发现，一旦旧有的考试定制被弱化，或考试内容发生变化，农村地区、社会底层，包括民工家庭的子女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在新条件下他们的表现不如在原来“死记硬背苦学”的要求下。如果更多考核创造性和多方面才艺，这些无法提供课外班等有利条件的家庭的孩子就越吃亏。这是一个超出应试问题之外的涉及社会公平的问题。 

德国之声：您认为，更为根本的问题在哪里？ 

舒尔特：问题的症结一部分在教育之外。在中国，要想找到一份好工作，就需要一个好大学的文凭，为进好大学，就要上一所好中学。如果拿德国作比较，在德国虽然总体趋势上人民也更愿意上大学，但你即便没有上大学，接受职业培训也是一条不乏吸引力的路径，收入也足以成家立业，置房买车。中国政府虽然近年来也尝试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但对大部分寄望孩子有一份好职业的中国家庭来说，不上大学不是一个选项。另一种人生规划在现有教育体系里几乎是没有位置的，这就造成了僧多粥少的激烈竞争。 

德国之声：您觉得这种情况是否有可能改变？ 

舒尔特：还是我刚才说到，问题不仅是在教育里，而是在社会其它领域。设想我们取消所有考试，最后还是要做出选择——谁能上北大、清华、复旦？只要在这个社会里，你是北大、清华毕业生还是一所无名高校毕业，仍意味着天壤之别，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 

另外，最近几年有一个新的官方策略，尤其在习近平主政的背景下，教学大纲里加入了更多意识形态内容。现在又宣布习近平思想进入中小学教程。这种做法中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有过了，那时候是要“红”不要“专”，这并没有给国家带来进步。 

在我看来，教育改革的同时，必须努力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社会，对职业教育项目投入更多资金。这方面在地方层面有成功的例子：职业院校与当地企业展开合作，让年轻人看到，即便不走高考的独木桥，没有一所好大学的文凭，（接受职业教育）还是有机会获得一份好工作。但这需要一个社会整体的变革，而不仅仅是教育系统或考试规则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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