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国政府上週六 (6月20日) 批露了更多与“港版国安法”相关的细节，其中包含在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成立国安委并让特首指定处理国安相关案件的法官。您认为法律生效后会对香港带来哪些冲击？

何俊仁：我想大部分香港人对于週六公布的细节都感到非常失望，因为虽然香港公民社会对这个法律表达了非常大的担忧，但北京仍然执意要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这些细节证明了我们原本所预想的担忧都是合理的。

首先，由特首与多名香港高官组成的“国安委”将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与问责，这代表国安委将成为香港权力最高的行政单位，这是大部分人最大的担忧。另外，北京也将在香港设立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国安署将享有多种权力，包含要求香港律政司设立专门的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检控部门与国安署合作。国安署是中央政府在香港设立的第四个驻港机关，所以他们将拥有非常大的权力，包含在特殊情况下，管辖香港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

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港版国安法”的最终解释权，这代表香港的终审法院也必须把国安案件的最终解释权移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当北京一次在香港设立这麽多权力强大的机构时，香港人怎麽还能安心的认为他们的自由与权利不会受到威胁呢？

德国之声：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文件中称会依循香港基本法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障香港人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根据您过去几十年担任香港立法会议员与律师的经验，您认为中国的这番保障可信度多高?

何俊仁：北京声称即便在香港实行“港版国安法”，他们仍会尊重《香港人权法案条例》所保障的各种权利，但国安法的最终解释权是由人大常委会所掌控。如果香港的法院要推翻“港版国安法”的特定判决，人大常委会怎麽可以同时身兼法律的制定者与法律最终的诠释者呢？

再来，我要告诫各界不该以字面意涵去理解中国的法律，而是应该透过解读法律的延伸意涵与法律实际执行的状况作为衡量基准。比如说，中国政府一直强调中国有公开的审判机制，但当我们看到中国人权律师王全璋的案例时，他的妻子每次都在开庭前几小时才收到通知，当家属试图出席审判时，法院会告诉他们庭内所有的位置都已满了。

此外，上週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艳与律师也是在法庭已判余文生四年有期徒刑后，才被法庭告知审判结果。这代表中国的法律实际上运作与字面上的定义完全相反。而中国政府也不断重申有无罪推定原则，所以他们在正式定罪前，会尊重被告的所有基本权利。然而，当正式开庭时，控方证人却往往不需要出庭，让被告无法透过面对面的质询来盘问控方证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中国政府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又有何用呢？这样的审判实际上早已无公正性。

香港人已看过太多类似的案例，包含中国维权人士被强迫消失后，政府也不愿通知他们的家属。事实上，当有香港人在中国遭逮捕时，中国政府原则上必须立即通知香港特区政府。然而，之前已有不少案例是香港居民在中国被逮捕过了一段时间后，中国政府才发出通知。换句话说，中国政府从未按照法律的规定在执行相关任务。

总体来说，香港人完全不相信中国政府在审判过程中会如他们所承诺的保障程序正义。此外，国安法当中引发最多忧虑的，是中国将可对特定的国安案件进行管辖的相关条文。中国政府并未清楚解释他们如何定义“管辖权”，而这个“管辖权”可能包含在中国另开一个法庭，将在香港被起诉的人从香港引渡至中国受审，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港版国安法”也明定香港特首有权力指定若干位法管处理与国安相关的案件，这代表行政机关将完全凌驾于司法系统上，而这种作法也完全违背了香港长久以来所拥有的司法独立权。

德国之声：不少香港人的另一个担忧是中国政府选择强推“港版国安法”的时间点，因为看起来北京很有可能在九月立法会选举前，在香港实行国安法。您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如何解读“港版国安法”的整个保密性很高的立法过程，以及北京选择推行“港版国安法”的时间点？

何俊仁：我认为北京希望在立法会选举正式开始前，可以透过实行“港版国安法”来操控选情。其中一个可能性是他们会以国安法为基准，替立法会选举制定一些规定，让负责审核候选人资格的选举官能够判定特定候选人失格。这对于民主派想在立法会选举中取得胜利会有很负面的影响，而我认为中国政府非常有可能以“港版国安法”来降低民主派获胜的可能。

另外，北京对于“港版国安法”的整个立法过程，从头到尾都非常保密。香港政府官员、建制派政治人物与香港的公民社会对于“港版国安法”的立法时程以及大致内容都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这种高度保密的作法也让香港社会对“港版国安法”产生非常多质疑，而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人怎麽可能对这个法案有信心呢？

现阶段，不论中国政府多努力的去安抚香港人不安的情绪，都已于事无补。随着“港版国安法”施行的日子越来越近，香港人的焦虑与不安只会持续增加。

德国之声: 公民社群与国际社会对国安法将如何影响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提出担忧，这是两项香港人所珍视的价值。你认为这项法律将会如何影响香港人表达意见的自由?

何俊仁: 我认为国安法会严重破坏言论自由、意见表达自由与资讯自由。这些自由是香港非常核心的特色，也是香港之所以如此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将来，当(香港国安法)订定了四项罪名，我们基于类似法律在中国运作的模式的理解，能预期特定的言论会被轻易地归类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我们看到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发表批判言论的律师和社运人士被抓捕，或是被判数年刑期。第二点，我也十分关切批判时局的媒体在接受海外人士提供的消息时，一旦将取得的资讯纳入调查性报导的内容，例如一些关于北京政府及其政策的敏感信息、特定中国官员的内幕消息，虽然有助于扩大报导的影响力，但是却也可能因此触犯“勾结外国势力”而受到惩罚。我认为这些担忧是合理的。

德国之声: 你曾经是香港立法会的议员，也曾经在香港担任过多年的执业律师。你会怎么形容香港近年来的改变?

何俊仁: 让香港成功的支柱现在已经被严重毁坏，香港的核心价值也已经严重受损。所有这些举动的名义都是为了遏止去年开始的抗议、以及伴随抗议发生的暴力。

这些事件多少给予北京采取行动的理由，但是事实是，任何由政府发起控制这些活动的行动都应该要遵守比例原则。我不认为这些偶尔以砸毁物品或暴力攻击作为形式的抗议已经演变到完全不可控制的地步。

我们的关注的不是由示威者发起的暴力行为，而是警察暴力。警察滥暴已经引起大批民众不满，而这些不满也让许多年轻人极为愤怒。北京试图用港版国安法来解决问题，但这不符合比例原则。就我来看，这甚至会让情势更糟，因为人们已经对政府已经极度愤怒、不满。

他们甚至让问题更加错综复杂，而且我也不能理解他们如何正当化说，这是现在处理眼前问题唯一而且正确的方法。

德国之声: 外界担忧一旦国安法通过，支持民主的示威运动就再也不会被批准。你认为香港人接下来还可以依靠什么，让抗争继续下去?

何俊仁: 在未来的日子里，香港政府会用这项法律限制许多我们过去曾举办过的各种公共集会。例如，今年原本准备在维园举行的六四悼念活动就被不合理的禁止。这一次，他们可以用公共卫生的理由禁止，但是下一次，他们就不能用同样的理由禁止集会。

但我能说的是，如果他们继续用同样不合理的理由否认香港人纪念六四的权利，那么许多人还是一样会站出来，即使冒着被检控的风险。我们会行使公民不服从的权利。我希望我们不需要失去我们的自由，或是面对入狱的可能性。

然而，还是会有一条界线我们必须守住，我们必须站出来。我们会继续发声，但我们也会遵守非暴力抗争的原则。让我们持续抗争、又保护香港核心价值与自由的唯一方法，就是遵守我们的理性、非暴力的原则。我想要说的是，我们不会退缩，有一条界线我们必须守住。我们必须坚定地保护我们最基本自由，对我们来说，这对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来说，是最基本的事。

何俊仁为现任香港支联会副主席，曾担任执业律师多年，也曾担任民主党主席以及香港立法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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