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欧峰会即将在布鲁塞尔召开，您对此有何期待？

崔洪健：中国总理李克强过几天就将访问欧洲。这一次有两个重要议程。一是中欧领导人在布鲁塞尔的峰会，然后是在克罗地亚的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习近平主席刚刚访问过欧洲，欧盟方面之前提出了对中国政策的构想。在这一背景下，中方需要对欧盟近期的说法，包括法德主要国家对华政策的动向做出回应。我想基调还会是非常积极的基调。中方还是会强调，无论中欧之间有什么样的竞争因素出现，合作还是主流。第二，中方还是希望中欧关系保持一种稳定性和连续性。中欧过去已经取得了一些合作的成果。现在是怎么把合作的成果和合作利益扩大。中国也出台了一些对外开放的措施，希望通过这次和欧洲领导人的互动更好地表明自己改革开放、对外合作的态度。第三，中国还是希望借此之机，加强在多边领域的合作。国际形势的变化迫使中欧双方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 

德国之声：欧盟提出的要求是，中国应该在贸易投资领域真正开放，欧洲企业能够更容易地进入中国市场。对此，中国有没有具体回应？怎么让欧洲打消光说不做的疑虑？

崔洪健：在这一领域，李克强此行应该有很多内容需要和欧方交流。在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国两会上通过了外商投资法。中方希望以此积极回应欧洲的关切，也就是给予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的问题。中国认为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在有一些领域，包括开放的程度，贸易投资领域，的确需要进一步改进。换言之，不能完全要求中国做得跟欧洲的发达国家一样好。不过，中国的方向是明确的。欧盟方面很关切的是所谓的对等和公平。我觉得从中方角度，对等和公平是需要双方共同去界定的，要结合到中国的情况。中国的许多改革尚在进行中，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中国这么大，中央政府的法规到地方政府还有一个落实的过程。我想，中方会积极向欧方传递积极的态度和方向，但在现实中中欧还需要更多的讨论，更好回应欧委会的关切。

德国之声：对于欧委会将中国定义为经济上的竞争者、系统性的对手，中方会如何回应？

崔洪健：对于这个定义，至少在我们作研究的人看来并不意外。这些年来，中欧之间的确有一些竞争因素。比如在中国发展比较快的领域，欧洲的确感到竞争性。经济竞争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很自然的，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自身能力在增长。同时近些年来欧洲因内外问题较多，在科技创新、研发、劳动力提升方面投入不是太多，这样一来，中欧之间的竞争因素就多了些。但我不认为竞争是坏事。现在对中欧的考验就是怎么从新的关系中找到积极的方面，比如在继续合作的同时找到良性竞争的方式，把竞争转化为新的形势的合作。比如开展第三方合作，把双方可能出现的竞争因素转化为在第三方的合作。

在系统性对手的问题上，的确中国的内外政策相对有一些变化，中国变得更自信。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把自己的模式推广到其它地区。我觉得欧洲需要更自信一些。

德国之声：但是欧盟的定位直接后果就是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和收购更谨慎，中国应该怎么回应？

崔洪健：中国这几年对欧洲的投资并不稳定。2016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德国舆论当时比较关注中国对德投资增长很快，加上德方对中国制造2025的担心，造成了德国对来自中国投资的恐慌。但这两年中国对欧洲投资已经出现下降，部分是因为欧洲一些国家，包括德国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更主要的是中国的对外投资也进一步规范，理性。

德国之声：但我们也看到，中国的一带一路现在已经扩展到意大利，这也更加引起欧洲的警觉，担心基础设施、战略性领域被中国"攻占"。

崔洪健：欧洲对中国投资的担心主要有两点，一个主要来自德国方面，担心中国通过投资获取欧洲的技术，占为己有，进一步削弱欧洲的竞争力。对这个问题，中国在很多领域还没有达到领先程度，这是事实，中国还需要更多技术合作。第二，中国需要发展自己的科技，但我不相信中国是为了把其它国家的科技窃取来，把其它国家的产品都赶出中国市场。这不符合中国在全球的贸易地位和分工。这样一来中国只会走向封闭，不是中国应该走的方向。

至于对于所谓战略性基础设施的投资，欧洲现在似乎在对战略性基础设施进行重新定义。中国之前投资欧洲的基础设施时，欧洲的敏感度没有那么高。德国率先把对战略基础设施的投资划得很宽，包括道路、机场、港口。我觉得这样并不有助于中欧双方的彼此开放和所谓对等。可能德国和欧洲方面是希望以此作为筹码，向中国施压，迫使中国更多开放。但现在中国逐步开放了，欧洲、德国好像正在逐步收紧。这两个趋势最终还是会导致不对等，中国会更开放、德国和欧洲反而会更保守。所以我觉得现在双方要坐下来讨论，怎么定义对等和开放以及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比如中国投资意大利的某个港口，在多大程度上真的像欧洲的舆论所担心的那样，从战略意义上去控制欧洲。我觉得出于理性的角度分析和从感性的角度去炒作还是不一样。

德国之声：中欧峰会之后马上就是16+1峰会，即中国和中东欧峰会，而这16国中不包括西欧主要欧盟国家。中国这种两手并进的做法怎么理解？

崔洪健：中国一开始是把中东欧国家视为欧盟中新兴市场的一部分，认为中国企业应该通过进入中东欧地区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能力，之前中国的投资主要在发展中国家，进入中东欧就进入了发达地区。中国是想通过和中东欧的合作更好地进入欧洲市场。这是16+1开始的基本目标。当时这也是出于双方的需求，欧洲国家当时处于债务危机的过程中，中东欧国家希望向东开拓，获得来自亚洲的投资。

但后来出现了德国以及其它国家对16+1的担忧，包括透明性以及中国是否会通过16+1来分化欧洲。我认为应该分清两个问题，一是现在中东欧国家的确和欧盟机构，包括和德国等西欧国家出现矛盾，但这笔帐不应算在16+1头上。比如波兰和匈牙利在内政问题上和西欧国家的分歧。此外，中国在中东欧国家有一些项目，也取得了成功。但这对欧盟是坏事还是好事呢，是不是因为是中国人的项目就不是好事呢？我们看到，如今16+1的项目在欧盟的干涉下现在也开始遵守欧盟的规则。在此次的16+1会议上会成立一个全球伙伴中心，主要目标就是帮助16+1国家更好了解欧盟规则，在欧盟规则下开始合作。据我所知，这个中心今后还要欧盟的机构共同参与。所以无论从机制还是实际的合作上，16+1是为了更好地融入中欧合作，更好地面向西欧和欧洲市场。长期来看，我认为应该把中国在中东欧的存在和其它国家对中东的影响加以严格区分，不能把中国看作另一个对欧洲施加影响，甚至分化欧洲的大国。

德国之声：去年中欧峰会出了联合声明，今年的气氛看来不那么和谐。在中国与美国的矛盾尚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是否比以往更需要欧洲，会不会做出具体措施，来争取和欧洲伙伴性的长期合作关系？

崔洪健：去年出了中欧联合声明，我不认为这种趋势会被打断。但出不出联合声明并不能代表关系的好和坏。我觉得中欧互动频率提高，说明中欧关系进入前所未有的深度，更多体现在战略上和全球层面。我不认为中国会迫于美国的压力刻意去拉拢欧洲。中国不会把欧洲当作一个棋子，共同对付美国。这是一个伪命题。如果让中欧合作更多，不是因为美国的行为，而是因为形势的变化需要中欧共同承担责任。中国会把中欧关系放在内政关系大的格局中看待，不会刻意迎合欧洲。深化中欧关系不是中国的权宜之计，而是双方利益相互依存已经到了需要调整对彼此认识，发展这种关系的阶段。

德国之声：您认为此次峰会能取得怎样的具体成果？

崔洪健：具体来说，这次峰会首先是双方在这一关键时刻怎么去认识对方，在此基础上找到真正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在峰会上找到一个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