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德国之声：可否分享一下当你得知签证被取消时，你的感受为何？

张彦：当时我人在伦敦，而中国政府是透过电邮通知我的。我当下感到有些不真实，因为我并没有被囊括在首波被驱逐的记者名单内。很多人可能都认为这些改变应该不会影响到我，因为我并不是纽约时报的正式员工，虽然他们赞助我的记者签证。

所以当我得知签证被取消后，我其实是很震惊的。以往我都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打算将我驱逐出境的话，可能会是因为我报导的主题激怒了他们。但是因为中美两国的争端而被驱逐出境，对我来说是件有些荒谬的事。换句话说，我成为中美争端的一部分，而中国政府的决定与我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而，这个结局依然使我生活完全变了样。我的感觉就像是夹在两个争夺权力的巨人之间，而把我从中国驱逐只是一个附带损害。所以这一点让我感到有些无力。

德国之声：您两周前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中，分享了您如何看待美国记者遭中国政府驱逐一事。您在文中也点出美国政府过去几年来改变了与中国交涉的方法。与十年前相比，您认为美国对中国的策略改变最大之处在哪？

张彦：我认为很难去分辨哪件事先发生，以及什麽是导致现在中美对抗的最关键因素。但我认为中国的政策在某些领域确实有越来越强势的迹象。举例来说，中国近年来在南海开始透过军事优势来控制他们眼中的中国领土范围。此外，他们对于新疆与西藏的控制越来越强势。虽然这两个地区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领土，但中国政府以往能在这两个区域扩大控制的方式并不多。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越来越有信心，他们开始在新疆与西藏扩大控制权。

现在华府的共识已很明显是不打算与中国交涉，但我认为美国的对中政策其实在奥巴马时期便已逐渐转变。美国在911事件发生后，把很大部分的外交精力花费在中东地区，而这也让中国得以在亚洲地区权力真空的情况下，积极扩展其影响力。所以在奥巴马时期，美国政府才会将外交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回亚洲。

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他们非常“业余”的外交政策。他的外交政策有时天真，有时却又莽撞。以朝鲜为例，特朗普总统当时认为他只要能与金正恩坐下来开会，他便能顺利的与朝鲜建立互信关系。他在当上总统初期与习近平交涉时，也是采取类似的策略。他不断对外宣称“我喜欢习近平，他是一个很棒的人”。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波顿，John Bolton) 的新书中也透露，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会晤时，曾经说过类似“只要你愿意与我签署贸易协议，我不在乎你在新疆或香港所做的事”。这是种非常愤世忌俗又重商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只要他能与任何人坐下对谈，并与他们握手，他便可以让这些原本与他立场不同的人，站在同一阵线。

同时，特朗普的执政团队中，也有人认为这是他们能主导政策走向的机会。这些人通常以非常两极的方式在看待世界局势，而他们应该是以非常保守的方式在重新审视美中关系。在他们眼中，中美两国终将产生正面冲突，所以他们希望在完全失控之前控制住中国，并成功地抑制中国的势力扩张。

在美中两国顺利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后，美国政府便开始从一个非常负面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他们尝试了各种极右派对抗中国的方式，并将所有的争端的过错都怪在中国身上。他们除了关闭中国驻休斯敦的总领事馆外，还未想清楚要达成什麽目的前便逮补了几名中国驻美军事科学家。他们这样的做法让我感到有些沮丧，因为这些造成我们被中国政府驱逐的争端，似乎并没有真的实质上改变中美两国的关系。现阶段，他们的策略看起来都只是盲目地与中国对抗。

德国之声：自从中美两国争端加剧后，已有十多名美国记者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而他们所属的新闻机构都是相对有资源去做深度报导的新闻机构。你认为这样的结果会如何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

张彦：最明显的差别便是往后国际媒体将发布越来越少关于中国的深度报导。目前国际社会中有不少人在推特或是其他平台上，针对中国相关的议题发表言论或分析，但是我们从中国发布的调查性报导却越来越少。

一旦没了这些调查性的深度报导，国际社会在与中国交涉时，将会缺乏事实来作为依据。相反的，只会有越来越多人从纽约丶华盛顿丶伦敦或是柏林等大城市评论与中国相关的议题。大部分的媒体机构目前在中国只有一至两名特派记者，而他们的报导大多是由编辑所指派的。对这些记者来说，他们有非常多的突发新闻要处理，所以他们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会花费在报导这些新闻上。

媒体机构需要有更多的记者派驻中国，才有可能有馀力去进行调查性报导。我认为，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的美国记者有许多都是具备在中国进行调查性报导的人。如果比较中美两国在“媒体战”当中所施行的策略，中国的策略可以说是策略性更强。虽然美国驱逐了六十名中国记者，但中国驱逐美国记者对于国际社会来说，造成的损失更大。

以关闭领事馆这个事件为例，虽然美国关闭了中国驻休斯敦的总领事馆，但这对于中国在美国境内的营运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美国是个开放社会，所以中国可以非常容易从外部了解美国内部的情势。但当中国下令美国关闭驻成都总领事馆时，美国在中国国内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

美国驻成都的总领事馆不仅涉及西藏事务，成都当地也有个非常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当地许多作家都时常与成都领事馆的人员交流。透过这种关系所建立的联系是非常特殊的，也是无法取代的。然而，美国的决策等同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一点逻辑都没有。

德国之声：您认为被迫离开中国的外籍记者，应该如何维持他们报导中国议题的能力？

张彦：很显然的，他们报导中国的条件将变得越来越有挑战性。新闻机构会需要更多具备中文能力的人员，而他们必须具备优良的中文阅读能力。此外，外籍记者必须透过更多不同管道来吸取中文资讯。

此外，他们也必须与在中国国内的人建立信任感更强的关系。从某方面来说，这些记者会变成社会学家，透过更多量化的技巧而非质化的技巧来报导中国议题。他们能够大量运用资讯，但无法像以前一样做很多真人访问。

张彦是一名曾派驻中国超过20年的记者，他2001年因揭露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报导，获得普立兹奖。他于2020年3月被中国政府告知取消了他的记者签证，目前旅居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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