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死刑存废在台湾一直是高度敏感的争议议题。支持者普遍主张，死刑体现了应报正义、能有效吓阻犯罪，并反应民意；反对者则强调，国家不应剥夺生命权、提醒冤案误判的可能性，并指出吓阻效果缺乏实证。

2024年台湾宪法法庭针对死刑释宪，最终宣告“部分合宪”，同时大幅限缩死刑的适用范圍，也为判死设定了多重门槛。当时有声音认为，这可能意味著台湾会朝“实质废死”的方向前进。

但在释宪数个月之后，台湾政府无预警于今年1月枪决最年轻的死囚黄麟凯。这是台湾相隔5年再次执行死刑，也是总统赖清德任内首次枪决，当时遭到欧盟对外事务部的强烈谴责。

英国人权组织“死刑专案”（The Death Penalty Project）的共同执行董事雷绍尔（Saul Lehrfreund）与挪威科技大学精神卫生系及挪威圣奥拉夫斯大学医院安全、监狱及法医精神科研究与教育中心资深研究员艾波顿（Catherine Appleton）日前访台参与“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的学术论坛。他们在台北接受DW采訪，谈论台湾废死的近期发展。

废死争议背后的政治？

“如果5年都没有任何（死刑）执行，几乎是突然地枪决某人，对我而言这就是政治宣示：我们要让大众知道我们支持死刑。”挪威学者艾波顿向DW表示：“或许这次执行，跟想要展现强大国家的政治姿态有关。但强大是指什么？（死刑）肯定不是民主价值。”

目前全球有超过140个国家在法律上已经废死、或在实务上超过十年未执行死刑。台湾、美国、日本是少数仍有死刑的民主政体。

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法务部曾经提出“逐步废除死刑”政策，但在反弹声浪之下未能推动落实。根据统计，此后历任总统的死刑执行情况，马英九任内33件最多，陈水扁任内32件，蔡英文任内只有2件。

黄麟凯遭枪决后，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曾表示，法务部非常谨慎，“前阵子也因为整个法律完备，有执行了一人，证明台湾并不是一个废死社会，法律上是在合宪的范圍中，只要完备法律，对于经过法院判决，政府会予以执行。”

艾波顿认为，对于像台湾这样的民主国家而言，走向废死是一条必然之路。从宪法原则看，国家不应夺取生命，“若是‘以命偿命’，那就不是在支持法治，而是在支持私刑式报复。”

英国人权专家雷绍尔也提出类似的看法。他向DW表示，该次死刑执行严重伤害了台湾的国际声誉，也指出了一个根本问题——死刑究竟是法律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为什么是那个人？为什么是那个时间点？背后的理性思考是什么？这看起来非常随机与政治化。”

雷绍尔进一步表示，2024年台湾的死刑释宪案，他曾与国家人权委员会密切合作，向法庭提供详细的法律论证与专家证据。“第一份专家意见清楚指出，台湾死刑的适用具有任意性、带有随机性，与法治原则不符。第二份证据则指出，死刑不具高于其他刑罚的吓阻效果。这是由哥伦比亚大学世界级学者提交的报告，以台湾的犯罪与杀人统计、判死与执行数据分析，发现犯罪率与刑罚间毫无相关。因此就证据而言，死刑对犯罪的发生没有产生影响。”

雷绍尔称，他对去年释宪的结果“感到失望”，今年初的枪决更证明台湾政府在死刑问题上缺乏有原则的领导。以“8成民众支持死刑”作为搁置改革的理由，“不可接受”。他强调：“人权是用来保护少数、弱势与不受欢迎者。若法律只是民意的投射，那就不是法治了。”

谁决定废不废死？

台湾多次民调显示，约有8成民众反对废除死刑。每当社会出现重大刑案，或者影视作品触碰有关议题，也可以普遍看见支持“死刑即正义”的社会言论。

雷绍尔认为，死刑并非单纯“支持”或“反对”的黑白之争，而是更复杂的“灰色”议题：“我们做过很多调查，如果今天我在台湾只问‘你支持死刑吗？’多数人会回答‘支持’。但如果我追问‘你有多强烈支持死刑？’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在台湾做过调查）大概只有30%的人会说‘我强烈支持’。......再问第三题：‘如果政府政策是废除死刑，你是否可以接受？’你会发现，那70%～80%‘不那么强烈’支持的人，其实可以接受政府废死。”

他指出，全球已经废死或暂停执行死刑的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是因为民意支持而废死，或民众要求才废死”。政府必须负起开启公共对话的责任，但台湾两大政党似乎都没有将对话往前推动。

“我们在台湾做调查时问过：‘如果可能枪决到无辜者，你还会支持死刑吗？’支持度降到只有6%。所以一开始说台湾有8成民意支持死刑，表面、抽象地看，或许是真的；但在现实、具体条件下，并非如此。因此，政府说‘不能废死，因为民众支持死刑’其实并不正确；这不是好的领导，也不是好的治理。”他说。

被害者家属的“正义”？

台湾“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2024年曾提出资料主张，根据该协会所做的问卷调查，超过96%的被害人家属反对废死，呼吁重视被害者家属的心声。

该协会的代表律师陈淑贞当时表示，欧盟经过了53年才在2003年废死，期间经历社会沟通，并有详细的配套措施。台湾虽然有废死声音，但推动至今，不只反对比例仍高，也没有配套措施，废死就像“天边彩虹”。

雷绍尔认为，被害者家属的“正义”是重要议题，但创伤疗愈并非来自于死刑。他指，许多主张保留死刑的国家，往往会以“我们需要用死刑来安抚被害者家属”为理由，但他对这样的论点感到困惑。

“全球85%的国家没有在执行死刑。台湾或日本的立法者是在暗示，这85%的国家都错了吗？难道说那85%的国家并不尊重被害者家属的观点？”他强调，死刑没办法疗愈，反而令共同受害者——也就是受害者家属——再次受创。

根据“死刑专案”9月发布的最新报告，雷绍尔指出，该研究以美国的共同受害者为访谈对象，发现案发当下他们非常愤怒、情绪激动、渴望报复，多数人支持死刑；但到了进行访谈时，没有任何一位仍然支持死刑，“一个都没有，因为死刑只会让他们感受到更深的伤害。”

他解释，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似乎官方给的唯一答案就是执行死刑与报复，但这并不是解方。他以台湾为例说明：“目前36名死囚在死牢的平均时间是13年，有人超过20年。这整段期间，因为刑罚并未执行，共同受害者也得不到‘解脱’（closure），结果死刑让他们不断被重创——他们因为案件一次次回到法院，脑中、思绪、心理一直被这件事占据：‘这就是伤害他们至亲的人吗？’没有结束，死刑也不允许结束，不允许疗愈或以某种方式继续人生的可能。它只会让伤口一直存在。”

无期徒刑是替代方案吗？

艾波顿是专门研究“最高刑罚”的学者，她向DW表示，当台湾谈论废除死刑时，也必须同时谈论配套措施。盡管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LWOP）经常被纳入讨论，但她认为这不啻是“另一种死刑”。

“我做过全球无期徒刑的调查，看看有哪些替代性的最高刑罚。你可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无期徒刑——包括不得假释或可以假释——就是替代选择。但有些国家既没有无期徒刑，也没有死刑，而是固定期刑。例如葡萄牙，最高刑期是25年，之后就会释放。他们的社会并没有崩溃。”

艾波顿举例2015年的高雄监狱狭持事件，并称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可能使囚犯失去希望，陷入“无所畏惧”的状态。

2015年，高雄发生台湾狱政史上首次的狱政干部被挟持事件。6名囚犯狭持典狱长等狱方人员作为人质，最终越狱失败6人举枪自尽，人质平安脱险。

艾波顿强调，可假释的无期徒刑制度，并不代表囚犯一定会被释放，只是作为宪法保障人性尊严的国家，必须能在某个时间点重新审视囚犯是否可以释放、是否可以重返社会，或者需要继续关押。

她并以美国和德国为例说明，全球80%、不得假释无期徒刑的受刑人都在美国，结果美国监狱彷佛高龄疗养院，狱政问题严重、经济负担沉重，许多受刑人宁可被判死刑；在德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谋杀犯，在服刑满15年之后，可以向法庭申请假释，但可假释的无期徒刑并没有削弱德国的民主或让德国变成一个“弱国”。

“若政治人物只是迎合他们以为的‘民意’，那么‘民意’是谁？民众掌握多少资讯？又是否谘询过专家呢？”她说。

国际要求台湾废死的压力

台湾被誉为亚洲自由民主的灯塔，盡管并非联合国成员，但仍于2009年马英九执政时期，于立法院通过联合国人权《两公约》，其中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即呼吁废死。

雷绍尔表示，台湾是年轻而蓬勃的民主政体，在许多面向都非常进步——例如同性婚姻、言论自由等，但在死刑议题却站在对立面。

“（台湾）与中国的对比在很多面向都很鲜明，唯独死刑这点却相同。站在外部的角度，台湾若希望与周边国家有所区别，废除死刑将是非常有力的宣示：即便是犯过错的人，我们仍尊重每个人的生命权。这将会向世界清楚表明，台湾在国际秩序中的定位。”

艾波顿也认同这样的观点。她称：“如果台湾正站在十字路口，就需要正视自身作为民主政体的定位，并坚定追求民主道路。想跟中国做出区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应该拥抱民主价值，不能保留死刑制度。”

根据大赦国际最新的全球死刑年度报告，中国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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