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甘瑟先生，您是否掌握了刘霞的近况信息？

甘瑟(Jared Genser)：很遗憾，我们所知的非常少。7月15日海葬仪式之后，她就"被失踪"了。有许多关于她动向的传言，但其实她的亲友、律师都无法联系到她。我们真的非常担心她的状况。中国政府则宣称，刘霞是"自由"的。但显而易见，她并不自由。这也是上周我们向联合国强迫及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WGEID)提交正式请愿书的原因。

德国之声：那提交了请愿书之后，我们是否能有所期待呢？

甘瑟：这个请愿并不会为我们很快带来答案。但这依然很重要。联合国机构首先必须要处理这份请愿书，然后向中国政府发送一份正式的问询书。不论最终联合国得到了怎样的答复，他们都会转发给我。这个过程可长可短，取决于中国政府想要多快回复。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是没有在近期得到中国政府的答复、也没有了解到刘霞的确切下落，那么我们就会再向联合国任意拘押问题工作组(WGAD)提交正式请愿书，强调刘霞已经失踪多日，很可能已经被中国当局拘押。这样，联合国就必须要出面调查刘霞是否被非法拘押、中国政府是否违反了相关国际法。

德国之声：现在，您还没有收到联合国方面的任何回复？

甘瑟：没有。

德国之声：甘瑟先生，您从2010年起就担任刘晓波以及刘霞的国际代理律师了。您当初是怎样联系到他们俩的？毕竟，那时的刘晓波已经开始坐牢了。

甘瑟：当时我是直接联系到刘霞的。她需要为她的丈夫刘晓波找一个国际代理律师。那时的刘霞还能够相对自由地和外界沟通，也像其他人一样能用手机通话。我和她直接通话时，诺贝尔和平奖还没有宣布得主。但在那之后，她也陷入事实上的软禁状态了。

德国之声：那在这之前，您是否曾和刘霞或者刘晓波见过面？

甘瑟：没有。我联系刘霞的时候，刘晓波已经在监狱里了，只能通过家属和律师同外界沟通。和刘霞也是靠电话联系。当然我和他们两人在中国的律师则一直保持联系。

德国之声：那么多年里，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您是如何获得刘晓波、刘霞的信息的？

甘瑟：在陷入软禁的头几年里，她被允许每个月探望她的父母。还曾有过勇敢的记者得以打破封锁，简短地采访到她。所以我曾经能通过她父母得到一些信息，以及一些媒体的渠道。总之，双向的信息传输都是零零星星的。需要强调的是，我当初成为她的代理律师时，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争取刘晓波出狱；后来，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宣布前一星期，我曾经和刘霞讨论过：要是刘晓波获奖，会发生什么？我那时就说，刘霞也可能因此被扣押；我明确和她说了接下去的风险。她最终作出了留在中国的决定。而我也曾许诺尽我所能让刘霞有机会离开中国、让刘晓波出狱。现在，刘霞的丈夫刘晓波已经遗憾地因病去世了，所以我现在的工作重心就是让刘霞离开中国。刘霞从来没有犯罪，也没有受到过任何指控、审判，却连续七年被限制人身自由。中国当局则一直宣称刘霞是自由的。自由人应该能不受妨碍地随时与亲友、律师沟通，也应该能够自由地出入境。

德国之声：刘霞被限制人身自由，只是因为她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遗孀。您曾经担任过缅甸的昂山素季、南非图图大主教的国际代理律师，结合您的经验来看，刘霞、刘晓波的这桩案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甘瑟：刘晓波、刘霞夫妇遭受的打压，其严重程度令人震惊。刘晓波其实没有做错任何事，他所追求的就是国家权力的文明，他是零八宪章的起草者之一、第一个签署者，呼吁将一党专政过渡为多党轮流的民主政体。为此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如今，中国执政者也非常不安，每年大约花费1400亿美元用于国内的维稳，相比之下国防开支也就1000亿美元左右。可以这样说：相比来自境外的威胁，中国政府更害怕自己的民众。这也造成了中国政府强硬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在刘晓波这桩案子中，刘霞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限制自由，还有其他家属也受到了莫须有的指控。而且，刘霞的心理、生理健康状况，也因多年来的软禁、以及刘晓波的去世，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而这一切，就是为了让刘霞不能发声。

德国之声：我们也注意到，不久前，美国一些参议员呼吁将中国驻美大使馆所在的广场更名为"刘晓波广场"。您也在上周为《华尔街日报》撰稿时提到了这一点。这一倡议有没有最新进展？

甘瑟：很多人都想看中国官方对此的反应。中国当然对此感到很失望。对于我而言，重要的是让刘霞以及其他亲人能够有机会出国。另一方面，中国正在试图让大家忘记刘晓波，所以"刘晓波广场"的命名建议，能够向中国当局表明态度，也能强调刘霞的遭遇是令人不可接受的。我的工作重心始终是能够让刘霞等人获得离境的机会，所以我也愿意做任何能够达成这一目标的事，包括向中国政府公开施压，迫使他们无法再继续限制刘霞的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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