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傅洛达（Andreas Fulda)博士，您为什么认为，德国一贯以来的"以贸易促转变"的对华政策已经以失败告终了呢？

傅洛达：1995年，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访华期间拜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成为最早访问中国军队的西方首脑之一。此举无疑是向中共领导层发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信号，那就是1989年反腐败促民主运动所遭到的镇压，对联邦德国政府来说，已经成为历史。从此以后，德国对华政策几乎都以经济利益为主导。

1998年，施罗德当选总理后，延续了科尔片面的对华贸易政策。2005年，施罗德甚至公开主张欧盟应结束对华武器禁运政策，直到美国进行干预之后，这场不光彩的讨论才被画上句号。

而2005年之后，默克尔总理又基本延续了前任科尔和施罗德的对华政策。为了公允起见，有必要提及默克尔每次访华期间，都会会晤中国公民社会的代表。但是，这种举措的象征意义远比实际意义要大，因为它并没有导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获得德方更多的财政、技术以及人员支持。

同其前任科尔和施罗德一样，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访华议题也几乎全部围绕德国的经济利益。"以贸易促改变"的口号演变成了政治策略，用来平息和缓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的批评。如果有人继续追问人权话题，德国政府就会以官方的德中人权对话做出回应。而事实上，这种对话既无成果可言，对话本身也徒有虚名，根本称不上是对话。

之所以说，德国"以贸促变"的对华政策已经失败，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带来政治的自由化和民主化。中国的例子已经否定了传统现代化理论的这一基本观点。恰恰相反，中国的一党专政体制却拥有了更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更具威胁性的军事力量。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已成为一种威胁。150多万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被强制送进拘押营或劳改营，香港民众的政治和公民权利遭到剥夺，台湾民众不得不切实担忧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力进犯的危险。而对于这些核心挑战，德国总理默克尔却没有做出回应。

有鉴于此，德国民众必须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德国政府以其不加区分的外贸政策去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日趋专制的政治体制的做法是正确的吗？

德国之声：那您认为，德国联邦政府应制定怎样的对华政策才是正确的呢？

傅洛达：德国联邦政府被一个政治经济圈所围绕，在这个圈子内，经济界代表对政治运作拥有过大的影响力。大量咨询公司参与德国立法过程，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且，我们有理由认为，来自汽车、化工以及信息技术产业的院外游说团体对德国对华政策的战略走向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有鉴于此，现在已经时不可待，联邦议院和联邦政府必须尽快建立游说团体登记制度，让所有的游说团体都记录在案。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一党专制政权无法通过德国私营经济的游说团体对联邦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影响。德国电信在华为和5G网络问题上所采取的令人疑窦丛生的策略，恰恰说明，增加政界和经济界的透明度以及建立通报制度非常有必要。

德国之声：您在请愿书中提到，德国在欧盟整体对华政策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您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傅洛达：无论是难民危机、欧盟疫情救助一揽子计划，还是欧盟的对华政策，德国都是关键。而每个成员国是否具有坚决果断的领导层，决定着欧盟对外及安全政策的发展走向。

2020年7月1日，德国将出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责任重大，该国不仅要改变其错误的对华政策，还要推进欧盟制定统一的、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对华政策。我们需要一场根本性的改变。

安德里亚斯·傅洛达博士（Dr. Andreas Fulda)：德国政治学及中国问题专家，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在欧中关系及中国公民社会方面著述甚多，新作《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民主运动》前不久由英国劳特里奇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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