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欧盟经常被形容为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中国也是这么看欧盟的吗？

裘元伦：不完全是这样，首先，对欧洲是经济上的巨人这种说法，我多少也有些不同的看法。从GDP总量看，因为欧盟国家多，所以总量看是比较多。但欧盟经济的竞争力比较差。所以所谓的巨人是一个有缺陷的巨人。从军事上来讲，现在的欧盟我也认为是不足的。但欧盟政治上的软实力还是比较强大。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欧盟政治上的影响还是相当强大。这是我的总的看法。

德国之声：有人说欧盟有29种不同的中国政策。每个国家都有一种欧盟政策，外加布鲁塞尔制定的欧盟政策。中国方面更希望一个一致的欧盟政策吗？

裘元伦：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欧盟总体上讲在贸易这个领域-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其它国家-还是有共同的政策。但在其它方面，比如政治态度和社会问题方面，它们有不同的态度。理由很简单，它们各自的利益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是希望欧盟有一个比较团结一致的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但这个方面情况很复杂。比如在人权方面，欧盟每一个国家对中国有不同的看法。在这样一个很复杂的情况下，中国方面自然会比较愿意听到对中国较友好的那些国家的评价。

德国之声：中国政界怎么看欧洲观点的多样性？

裘元伦：观点多样性对美国，对欧盟都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美欧有很多政党，还有很多非政党人士和不同声音的媒体。稍微有点知识的中国人对这些都习以为常了。

德国之声：具体而言，如果布鲁塞尔想和中国达成一致，那么会不会更愿意通过与柏林的直接交流来达到这一目的呢？

裘元伦：我不是从事实际政策的人，而是一个理论工作者。我认为如果布鲁塞尔作为一个整体跟中国达成协议更好。当然中国也非常重视跟欧盟每一个国家，尤其是跟重要国家的来往。重要国家当然包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等。

德国之声：那么在很多问题上，是不是在柏林取得突破，在欧盟就取得了突破？

裘元伦：如果在柏林取得突破，我相信有助于在布鲁塞尔达到更大的成就。因为德国对整个欧盟影响比较大。

德国之声：中国如何看待和中东欧的关系？我们知道中国和中东欧有自己的论坛，其中包括欧盟国家。

裘元伦：中东欧在1991年之前有特殊的历史情况，在经济上相对比较落后，在政治上和西欧也有一定差距。中国对东欧和西欧这两大部分，也许针对它们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具体做法。中国在中东欧首先是要发展与它们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因为它们更加需要投资和贸易。

德国之声：欧盟这种模式对中国在上合组织等国际机构中的工作是否能起到榜样作用？

裘元伦：现在欧盟模式的形象和30、40年前相比差了一点。因为在最近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欧盟经济状况相对不好。特别是最近6、7年，状态就更不好。GDP增长非常慢，社会进步也不象过去那么显著，他们在世界上政治上的分量也有所下降。所以欧盟这个模式是世界上其它地区学不到的。比如说欧盟的高福利，那么高的社会保障，别的国家是很难学到的。过去我在文章中也写道欧洲有榜样的力量，但回过头来看榜样这两个字是有所衰退的。

上合组织基本上还是一批发展中国家。所以跟西欧为主的欧盟相比，我觉得不可能照搬这个模式。

德国之声：在您看来，欧盟的生命力有多强？

裘元伦：自从债务危机以来，全世界，包括欧洲和美国，唱衰欧洲的人士很多的。有人说欧元要完蛋了，有的说欧元区要垮台了，有人说欧盟整个要解体了。这些观点我本人从来都不同意。我认为欧元有困难，但不会垮台，欧元区，欧盟也一样。当然，目前欧洲面临的问题太多，特别是竞争力差。而且欧元区必须改革，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但改革非常难。另外就是地区差别非常大。由南而北，相互之间发展水平差别比较大，对解决问题也有不同想法。因此欧元区必须好好改革。我认为欧洲人不必害怕欧元区退出一个、两个，甚至3、5个国家。如果不愿意在这个圈子里，就让它们走。当然走的时候要安排好。

德国之声：您对欧洲的信心从何而来？

裘元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欧洲是一个最成熟的发达经济体，而且其制度，也就是它所建立的政治、社会、经济的架构是很成熟的。第二，欧盟已经成立半个多世纪，从煤钢共同体开始，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面对成功也罢，面对失败也罢，都有一套办法。虽然最近几年办法看起来少一些，但总体来说经验可以解决它们当前的困难。第三点，我相信绝大多数欧洲人是理性的。他们知道，欧洲人一旦离开整体，离开团结，离开了共同的力量，欧洲将会在当前世界上没有说话的地位，也没有政治分量。经济再发达，生活再好，也只能是一个普通的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