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在"对华接触"政策不怎么流行的时候，您怎么想到要出版这本书呢？

石文安：出版这本记录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书籍（注：英文书名Engaging China: Fifty Years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的想法来源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 (SAIS) 中国研究项目的同事。兰普顿（David M. Lampton）教授曾担任该校中国研究项目主任近20 年。同事们希望在他宣布退休之际， 向他为 SAIS 和中国研究领域做出的贡献表达敬意。出版纪念文集通常被用来致敬受人尊重的荣休教授，一般充满着溢美之词，但是缺乏实质内容。兰普顿教授不想要这样的纪念文集，他想要一本严谨的关于中国的著作。于是，同事们招募我来完成本书的写作。兰普顿教授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致力于美国对华接触，出版一本记录这一时期的著作似乎是向他致敬的最好方式。

德国之声：许多在美的中国学者认为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您会如何回应这个观点？

石文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本书就是针对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是否失败的回答。为此，本书汇集了一批美国顶尖的中国问题专家，从各个方面请他们撰文回顾 1971年至2021 年中美两国50年间的交往。这本书的出发点是美国的对华接触是复杂、多方面且多层次的，只能结合特定的历史阶段，在不同层次上通过多元的学科视角和实质性视角进行解读。

整本书主要讨论四个基本问题：美国对华接触期间发生了什么？哪些是正确的？哪些出了错？未来将何去何从？这些答案难免是复杂的，就如同美中关系始终具有复杂性一样。所以，我并不完全认同你的说法，即许多在美的中国学者认为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在我看来，这本书有两大特点使其变得独特且重要。首先，本书不仅将接触战略视为两国间的官方互动，更将其视为两国民间社会参与的过程。为了从多种维度考察美中关系，我们不仅要着眼于政府间关系，而且要关注其商业和经济关系、非政府组织活动、美中两军关系，以及两国在公共卫生和学术交流等领域的合作。

其次，本书共有十四章，分别出自十五位供稿作者，其中包括一批美国顶尖的美中关系学者、从事对华工作的美国前政府官员，以及曾在与中国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工作的人员，他们都曾经或仍继续在美中两国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书中皆是他们的经验之谈。

德国之声：那么，您个人如何评价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

石文安：这本书全篇为对华接触政策提供了一个综合性评估。接触中国的过程难免复杂，正如书中许多章节所指出的，美中关系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正如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董云裳（Susan Thornton）所言，过去四十多年的美中关系饱经动荡和变迁。他们写道："未曾预料到的外部事件或来自国内的压力接踵而至，威胁破坏着中美关系并打击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潜在逻辑。" 推动美中关系屡次重回建设性的轨道，需要在双边危机管控中发挥毅力、克制力和经验。正如书中许多章节提到的，尽管对华接触经常出现失误、误解和挫折，但其益处似乎总是大于挑战。最重要的是，美中两国的接触为东亚地区带来了长期和平，这与美军在朝鲜和越南爆发的局部热战相比，对比鲜明。

在双边关系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收获的实际利益可能大于美国。对中国而言，双方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从根本上提高了对乙肝、艾滋病、肺结核和非典等潜在致命传染病的控制能力，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数十万中国学生赴美接受教育，许多人留在美国追求成功的事业并成为了美国公民，其他人回到中国亦成就斐然。随后，特别是随着贸易量的急剧增长，美国也在双边互动中获益颇丰。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美籍中国问题专家都极大地受益于在中国生活、学习、工作、开展研究和交友的机会。简而言之，我个人对接触政策的看法通常是非常积极的。

德国之声：中美关系的恶化使计划或已经送子女赴美留学的中国家长普遍感到不安。您在教育领域工作了很长时间，如何看待教育交流在美中关系发展中的作用？

石文安：戴博(Robert Daly)为本书撰写的一个章节--"思想家、建设者、象征符号，还是间谍？"，就涉及到美中学术关系的发展历史。美国为中国学生提供教育的历史很悠久。1872年，120名少年作为第一批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学习自然科学、军事和工程学，目的是培养一批有助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青年。在此后美中接触时期，邓小平和中国政府还向美国派遣了大批学生和学者，同样期望他们以学习工程和自然科学为主，回国为实现"四化"而做出贡献。在美国方面，许多人希望美国的教育可以使中国人对我们的科学成就和民主政治价值观产生钦佩。事实上，正如戴博所指出的，初期被派往美国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只有 15% 回到了中国。其余的学生则成为美国公民融入到了民族大熔炉， 在此生儿育女，并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毫无疑问，那些定居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为美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最近，随着美中关系下滑而高涨的仇恨华裔（ 以及仇恨亚裔）的情绪是两国紧张局势下所衍生出来的最令人不安的问题之一。而最令人担忧且在道义上无法接受的是直接针对个人和无辜华裔实施的暴力行为正在增加。美国有很长且丑陋的排华历史，最能印证这点的是1882排华法案直到1943年才被彻底推翻。但是上一任总统特朗普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和"功夫流感"确实为近期高涨的反华情绪提供了看似合理的社会环境。值得肯定的是拜登就任总统后不久便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指示司法部采取行动解决此问题。

由于目前有大批中国人在美国高校学习，多数大学的管理人员和教职员工已经明确识到近期的仇视行为，许多学校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和应对措施，以防止并惩罚任何形式的仇视亚裔的行为。我建议关切此事的中国家长和留学生可以预先确定他们入读的高校是否已设立这样的办公室，并直接联系相关管理人员，以便更全面地了解学校的政策。

德国之声：为了削弱双方的敌意和不信任感，您认为中美两国在哪些领域可以先进行一些合作呢？或者现在还有没有可以合作的可能性？

石文安：在如今困难重重的环境下，我认为双方必须努力寻找新的途径，推动两国关系走上更具建设性的道路。化解不信任和敌对的出发点是认识到近期双方敌意的加剧和上升已经对世界和平造成可怕的威胁。双方要意识到我们仍有共同利益，可以在共同关切的问题上达到互利共赢。事实上，在 9 月初的美中元首通话中，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似乎已经悬崖勒马，向改善双边关系迈出第一小步，暂时使陷入困境的两国关系重回正轨。

最突出的共同关切问题是关乎国家间既必要又有可能开展合作的领域，这些是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因此需要多国共同努力。中国和美国已经确定了几个共同关注的领域，其中备受关注的是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领域。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排放变暖污染物最多的两个国家，双方都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实现巴黎气候协议规定的本世纪末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 2.7 摄氏度以内的目标。尽管中美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合作势在必行，但目前仍处于初期的探索阶段。美国前国务卿克里被任命为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并多次与中国气候特使谢振华会面。

美国一些环保主义者仍然对中国承诺采取必要措施以减缓全球变暖的行动持怀疑态度。他们指出，中国电力供应仍然依赖国内的燃煤电厂，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境外建设燃煤电厂，同时批评中国未能公开其拟议的污染减排时间表。克里与中国气候特使会晤后的报道表明，合作与威胁之间的区别有时会变得模糊。

公共卫生是双方同意开展合作的另一个领域，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使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变得愈发重要。事实上，正如黄严忠先生在《接触中国》一书中提出，美国与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历史悠久，可以追溯至1834年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第一家西式医院。19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初期，中美率先开展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医生是第一批被邀请到中国的美国人。对华接触时代初期，美国对中国抗击结核病、乙肝、非典和艾滋病等传染病给予特别的帮助。尽管特朗普政府在任期间，中美两国间的政治关系变得愈发艰难，但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仍在继续。在2017年中国开始限制外国非政府组织在华工作之后，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开始受到阻碍。当中国应对 COVID-19 爆发的初期措施受到美国批评时，合作进一步大幅下滑。现如今，双方已经认识到如果不开展国际层面的合作，就无法成功应对全球大流行疾病，但是如何将这一认知转化为切实的合作政策仍然有待考量。 

 

采访对象：Anne Thurston（石文安）是一位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政治学者，获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在多个研究机构任职，现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草根运动研究中心"主任。Thurston女士是《与中国接触：中美关系五十年》(Engaging China: Fifty Years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的主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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