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国近期多地出现关闸限电、柴油限购等现象。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

刘宛鑫：能源问题的影响对经济影响非常大，因为毕竟中国是一个制造强国、制造大国。如果限制能源，会影响到工厂整个的生产过程，长远来看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工厂的生产、营运、获利受到影响，最后会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消费力也会受到影响。但能源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长期性的。通过限电或限购柴油只能在短时间内让供给不足的问题稍微减缓，并不足以去解决能源与环保的长期性问题。因此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策略。

德国之声：那么中国政府的长期策略是什么呢？

刘宛鑫：中国政府在十四五中计划提到今后发展更多绿能，但现在还没有看到中国政府有一套完整的计划。我觉得中国政府好像对一些问题的发生感到突如其来，虽然有些问题可以预见到，但中国政府似乎没有预见到问题会在突然间变得这么严重。能源对经济的冲击是长远的，但我们看到，现在所谓的政策措施是短期性的。长期来看，中国必须做一个政策的调整。中国有很多能源专家、经济专家，需要他们分析哪些产业需要使用更多能源，怎么去处理它们的需求。现在看起来中国还没有一个全面的政策，还没有很多考虑到绿能。

德国之声：如果在能源紧缺的情况下，政府是否会去决定哪些产业优先，保哪些企业，不保哪些企业？

刘宛鑫：目前来说中国不能去决定保哪些，不保哪些，因为产业间联系非常紧密。比如重工业对能源需求非常大，但不可能去限制其生产，因为重工业产生的钢、水泥是其它产业生产的基础。因此它不会这么做，除非是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紧急的情况。但这对整个经济的冲击非常大。因为产业与产业之间的连接非常紧密，放弃的产业会带来反馈性冲击，反而影响到要保的产业。中国"十四五"提到内循环、必须要考量产业之间的连结，维持整个经济系统，不能分开来考量。

德国之声：现在政府允许发电厂上涨电价，这样的措施是否能解决目前的问题？

刘宛鑫：价格上涨后，虽然需求在那里，但能够去买能源的人就变得少一点。因此价格如果比较弹性地去反映市场需求，当然对平衡需求有一定的帮助。但问题是，供给不可能因为价格上涨一下子增加。价格上涨后，没有办法负担高价格的厂商就会面临如何承担能源价格的问题，因此会影响这些厂商，让其面临能否继续生产的问题。如果企业面临关厂，他们的员工及其家庭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必须要看中国经济政策想往哪个方向走，政府采取的政策还需要考虑到避免对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产生太大影响。光是弹性价格没有办法全面解决这些问题。短时间内问题会变得小一点，但供给本身还是一个问题，最后还是一个经济结构重整的过程。包括电厂是否有其它的能源来源，其发展是否会得到政策上的支持，在需求面上，要看是否能通过绿科技、绿创新从高能源需求的生产过程转为低能源需求，这是一个市场结构、经济结构全面重整的过程。

德国之声：随着能源价格上涨，人们首先就会联想到通胀下一步就会到来。中国经济说是80%都是靠内需支持，但其实很多人还是感到不敢大手大脚，不敢消费。您担心中国通胀加速，内需下滑吗？

刘宛鑫：德国油价上涨后也面临通胀压力，中国也一样。就刚才我们说到的情况为例，能源如果价格往上走，有些工厂就可能面临无法继续生产运营的压力，他们的员工如果担心失业，就会影响到消费信心和消费意愿。比如说中国对新冠控制得很好，但当有新的疫情也会因限制性措施影响企业与民生，这些问题对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都会有影响。消费者会担心何时自己会受到波及，担心收入不稳定，考虑要存钱应付可能的收入减少。说到通胀，也要看通胀是长期的还是短时间的。如果是短期的，人们只是会暂时抑制消费意愿。如果是长期的，影响就会比较大。

德国之声：房地产市场的动荡也影响也很大，因为中国人大部分资产都是房产。楼市现在比较混乱的局面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刘宛鑫：长远看来楼市会稳定下来，但这种长远来看会是多长时间呢？这取决于政府会有多少介入，怎么介入。中国楼市很长时间都被批评为过热。很多人买房是为了投资、投机，而政府也看到这些投机行为。

德国之声：比如现在恒大的问题。恒大的资产已经相当于中国GDP的2%，鉴于这么大的体量，中国政府似乎对恒大危机不能不管。

刘宛鑫：如果房市问题大爆发，影响到的很大部分还是一般的民众。一般民众买房还是自住，因此政府不可能放手不管。但政府也不可能因为恒大非常大，所以就尽全力去救它。政府会管，但管的程度会有多大，会以怎样的角度、怎样的方式去介入。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并不是说管就整个把它救起来。如果整个把它救起来，用尽税收等资源，那么就会给整个市场一个错误的信息，也就是只要做大了，有什么问题，政府都会去解决。因此现在政府面对一个矛盾的状况，不能让恒大全面倒，又不能全面去救它，因为这会让企业有错误的认知。因此，现在考虑的就是怎么让一般民众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与冲击，另一方面避免企业有错误认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必须要用统合性的政策，有整体性的策略。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是否能掌控局面，有足够的能力解决目前的问题？

刘宛鑫：我不认为中国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只能说有些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是他们没有预计到的。现在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是该采取哪些政策、措施和工具，因为没有办法用以前的经济模式去解决现在的问题，而必须思考哪些措施至少可以去试用，去帮助解决问题。现在整个的发展还是可控的情况，只是无法采用以前的方式去解决。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最希望用的工具是什么呢？

刘宛鑫：比如从能源需求来看，中国现在想做的就是怎么从一个高能源需求产业为重的模式发展到低能源需求产业模式。在高能源需求产业中有哪些方法可以降低原有的能源需求。这需要政策上的支持，帮助创新和研发。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解决长期的问题，帮助达到在绿能和环保方面想要达到的目标，让研发的成果帮助企业从高能源需求往低能源需求发展。这是中国政府在政策上可以思考的方向。

德国之声：中国的经济政策和能源问题让一些外企有些担忧，您认为外企在投资中国方面还有强大的动力吗？

刘宛鑫：中国的一大优势就是市场非常大。投资中国面临很大挑战，"十四五"提出的内循环对外企也有一定冲击。但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市场。外企还会不会投资中国，还是要看它投资的目的。如果是为了销售产品给中国消费者，那就不会那么容易离开这个市场。如此它考虑的问题会是，比方说现在的能源问题该如何应对。也就是说能源和其它问题会给他们带来挑战，但不见得会让他们不想投资中国。而如果外企在中国生产的目的是利用中国的低生产成本优势，但产品最终是销售到其它国家，那如果有能源等方面的问题，导致低生产成本优势不在，那它就有可能移到其它国家，比如到低成本的东南亚国家去投资。

德国之声：中国现在也在加强金融监管，包括恒大也是债务问题引发的连锁反应。中国政府还叫停了蚂蚁金服上市。预防金融风险是中国政府很多政策的基本考量。中国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有多大？

刘宛鑫：金融体系必须稳住，才能保障中国经济整个的发展。楼市的不稳会影响经济，而金融跟各个产业的联系更大，中国政府肯定会花更多精力去稳住金融业发展。全新的金融商品会带来新的风险，如果风险过大，对市场的冲击非常大。当然政府能如何监管是另外一个问题。从2008年危机可以看到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数位经济的发展刺激新金融商品的研发，政府如何监管才能降低风险，但不会降低产业对新产品研发的意愿，让这个产业既能发展，又不造成高风险与高不确定性。这是它需要考量的。

德国之声：整体来说，您认为中国经济令人担忧吗？

刘宛鑫：我不会说担忧，但我认为它面临非常多的挑战。包括疫情，我相信政府有决心去处理这些挑战，问题在于能处理得多好，花多长时间去解决。和其它经济体相比较，在疫情前，中国经济虽然有下滑，但比其它经济大国都好得多。中国的疫情控制也好很多，使其经济发展比其它国家也好很多。它处理危机的能力摆在那里，问题是现在的很多挑战都是长远性的，要用长远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不会说需要担忧，但必须要关注。短时间会有一些不确定性，但长期来看，如果处理得好，就无需过度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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