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治原因，Ulrike Poppe在东德时期多读了三年高中，仍然未能毕业。随后她为反对党工作多年，1983-1984年被捕入狱。1992年她去查看东德国家安全部（STASI）留下的关于自己的秘密档案，第一次看到40个卷宗，后来又看到20个。由此她知道，一些熟人原来是秘密警察的线人。

Poppe女士去找这些熟人交谈，问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有些人被逼无奈，选择屈从，有些人则享受监控别人的权力感。她应该怎样对待他们，怎样思考历史、人性和友谊？如今，她不仅要为自己，也要帮助其他人寻找答案--她是勃兰登堡州东德遗留问题处理委员会负责人。

她领导另外七名工作人员，一年多时间来接受了1500人次的咨询。她的经历让其他受害者有了更多信任感。该委员会的工作包括接受咨询、提出赔偿意见和调查历史反思等几个方面。

受害者如何了解历史，如何清理伤口，如何继续生活，或者你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受害者，都可以找该委员会咨询，他们会给你提供线索，查找资料，带你去找相关机构。或者有些机构为了纪念历史，需要了解相关的历史细节，也是该委员会的咨询内容。

受害者的赔偿，按照联邦有关法规，有刑事、职业和行政三个方面。在东德专制时期因为政治原因受过牢狱之苦，可以得到赔偿及养老金。没有坐过监牢，但因政治原因失业者，按照当时能从事的职业的行业标准，给付养老金。行政赔偿是指当时搞无产阶级专政时，没收或者损坏个人财产，予以赔偿；实物尚存者，尽量归还。

关于历史反思的调查，Poppe女士认为，让年轻人了解历史至关重要，因此他们着重调查了勃兰登堡州的学校教育，发现教材没有问题，但是有些教师不愿意正视历史，消极怠工。尽管有人认为共产党全世界造成的灾害大过纳粹，但是在德国，东德时期和纳粹历史还是有所区别，宣传纳粹违法，为东德辩护则是言论自由。那么以什么理由要求教师呢？答案是，教师有责任按照教学大纲来工作，除非教学大纲违背人权。

很多人和Poppe女士经历过的一样，深受STASI线人告密的困扰。Poppe女士认为，线人们既要为自己的历史负责，也要获得改变自己的机会。线人不能在新政府中担任官职，这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行政机构的可信度。

Poppe女士强调，因为老师告密，学生不能毕业，那么这个人就没有资格再做老师了。我们没有追问，这是她的泛泛而论，还是在痛诉自己少女时代的不幸遭遇。

不过现实并非如此清澈澄明。勃兰登堡州现任州长就是一个争议人物，传言他曾经为秘密警察工作。据Poppe女士介绍，目前的材料不能确认他是STASI正式工作人员，但是可以证明他曾经与这个机构合作过。很多人认为，勃兰澄堡州的东德遗留问题进展缓慢，正是因为州长不积极。事实上，同类委员会在各州都有，有的长达20多年历史。而在勃州，Poppe女士领导的这个委员会才成立一年半时间。

这并非巧合，州长乃经民主选举而得。州府波茨坦多为住宅区，其建筑风格一望而知乃贵胄之家。东德时期的高官和资深官僚多在此安营扎寨，其势力不可小觑。再加上德国统一之后，该州较多的农庄是利益损失者，还有些人脱离了社交网络，导致心理失衡。此外，当年的意识形态宣传功夫也并非全都白费。有个德国朋友说，本州的一位农民告诉他说，资本主义只是暂时过渡，共产主义最终会实现。因此有人说，"东德还存在于勃州"。

有中国来的学者问了一个据说在中国很难回答的问题：东德遗留问题由东德人造成，而且在勃州这样的地方还有人如此不思悔改，那么凭什么要由西德人拿钱来赔偿（比如补发联邦养老金）？Poppe女士回答，首先，德国的今天来自当时双方签署的统一公约，这些都在公约里规定，理当遵守；其次，不管曾经的历史如何，如今大家都是德国公民，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包括讨还公道的权利。

作者：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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