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多日前就已传出香港特首董建华行将辞职并转任中国政协副主席的消息，但昨日香港媒体突然报道董将于离港赴京参加政协会议之前宣布辞职，还是让本港以及外界吃惊不小，当地民主派也陷入集体失语，仅有“四五行动”成员在今天特首办外示威。不仅香港民众开始认真考虑后董时代的来临，国际观察家们也在反思董建华辞职的真正原因及其含义。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者郑永年在今天的联合早报撰文，直指董建华面临的香港管治危机，危及香港与中央的关系，更暴露中国政府在“一国两制”的理解和执行方面需要反思，应当顺应潮流把加速香港民主化、发展并依托香港政党政治，作为寻求长治久安之道。

郑永年提出的解决香港管治危机之道，点明了了“一国两制”的真正意义，即香港在未来对大陆的价值，早已超越八、九十年代的经济窗口地位，而具全球化背景下探索民主化治理方式的政治实验区意义，堪称中国的政治窗口。

这种背景下，香港回归后管治危机的出现和董建华信任的丧失，并非单纯可以归咎到天灾人祸即香港先后经历的金融风暴、禽流感、SARS危机的冲击。董建华面对危机的一系列失误，实因“路线问题”，急于将香港“中国化”：一方面宁左毋右，追求紧靠中央的“政治正确性”，而坚拒任何逐步民主化的改进，罔顾香港社会的多元利益需求和公共舆论；另方面，急于抛弃殖民时代的管理体制，代之以一套不透明的决策体系，有悖香港自由经济传统，为本港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结果，便成港岛著名经济学家陈文鸿批评的“以商人方式行事，破坏行政中立和廉洁”，特区政府沦为香港大资本的工具。因此，尽管董建华上任之初曾经推出意在缓和香港房屋短缺的计划，却在金融风暴后、地产商的利益纠葛中不能善始善终，造成香港房价大跌，中产阶级资产缩水。其后的一系列任人唯亲、而非责任政治式的行政失误，特别是在SARS危机阴影下强项推行“23条立法”，终于将港英时期一向政治保守的广大中产阶级逼上街头，演成国际社会关注的政治危机。

难怪坊间嘲讽董建华昏庸无能、堪称“搞乱香港的地下首领”。但是，相比中国大陆，封闭式的治理政治本非一日之寒，可怕的却是许多大陆学者鼓吹应该引入香港自由经济模式和治理方式――没有社会福利制度保障的香港模式并不适合大陆庞大的经济社会体，只能造成社会分配矛盾，毁掉经济成果；没有民主参与保障的精英法治主义，一旦离开外部约束或高超的经验主义调节，就可能陷入滥用法条、侵害公益的危险。

比如香港土地开发模式在大陆的引用，其恶果已经呈现――持续十数年的圈地运动，终于演成可能随时破灭的房地产泡沫危机。不仅因为大规模滥拆、滥迁已经造成大量的城市贫民和激化的社会矛盾，新兴中产阶级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间的财富积累都面临潜在的贬值风险。

就此来看，董建华在任内提前去职，对香港、对大陆也许都是幸事，不仅为港府、中央、港岛民众以及国际社会的互动赢得了回旋空间，也在香港愈益“中国化”和中国大陆愈益“香港化”、“一国两制”因而愈益模糊的形势下，利于中国大陆重新认真对待“一国两制”，并透过香港模式的脆弱得到自身发展的有益反思。

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