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您在“中国不是罪恶之国”这部书中写道：维护德中关系的希望落到了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身上。您对刚刚结束的施泰因迈尔中国之行满意吗？

花久志：我想德国外长访问中国的时机非常好。在四川大地震之后，德国政府慷慨解囊。施泰因迈尔这一次可以实地看一看救援工作的进展。他可以令人信服地向中国人表示，在危难之时，德国是站在中国一边的。在两国关系发生不愉快几个月后，德国的这些姿态也受到中方的欢迎。

德国之声：施泰因迈尔的对华政策与总理默克尔有什么不同呢？

花久志：当然他们是共同推行对华政策的。但在对华政策上，两位政治家的意见分歧也十分明显。最突出的例子当然是去年9月默克尔在总理府会晤达赖喇嘛，但又没有与达赖谈如何建设性地解决西藏问题。施泰因迈尔后来公开批评了默克尔的做法。我认为他的批评是完全有道理的。

德国之声：您在书中称默克尔的对华政策是对抗路线。我引一句话：“是她为德国公众将中国视为罪恶之邦的投影提供了政治土壤。”这样说不是太重了吗？

花久志：默克尔在上台初始就对中国做了一些原则性的批评。她在首次出访华盛顿时就说，中国是一个不遵守任何规则的国家，西方必须共同对抗中国。这与德国一向对中国所保持的态度完全不同。在默克尔之前，德国将中国视为一个努力接受西方规则的国家，不只是世界经济的规则，还有民主、人权，中国在逐渐地适应，而不是将中国摆到对立面，视中国为另外的体制。而这正是默克尔所做的。

德国之声：您在书中也批评了您的记者同行，说他们也对中国在德国被歪曲的形象负有责任。我再引用您的一句话：“几年来，德国的政治性新闻报导将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描述为最恶劣的践踏人权者。中国共产党等同于侵犯人权，这样的报导是最有市场的。”能不能反过来推断，您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您想提供一篇有关中国的积极的报导，而德国国内的编辑部说，我们对这样的报导不敢兴趣？

花久志：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过，我写的积极报导都被接受。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应当批评中国共产党。当然中国政府应当对很多事情负责，我们必须提出批评。但批评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成绩。我们不能站在自认为的道德高度上，对中国一味指责。比如在环境领域，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政府将中国引向一场生态灾难。相反，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很有益的计划，但我们记者没有时间去研究这些细节。

德国之声：一些德国政治家在有关中国的讨论中愿意发表迎合民众的言论，有关中国的报导也存在片面的倾向。这两者都与老百姓对未来的恐惧有关。他们担心中国的崛起就意味着德国的没落。您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为什么？

花久志：因为对中国的恐惧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担心中国人抢走我们的工作位置。而正是这种推测是完全错误的。当然中国会成为我们的强有力的竞争者，我们对此不能掉以轻心。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为德国创造就业岗位的国家。据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在过去8年中，大约有5万工作岗位从德国流失到中国，但那些向中国出口的企业创造的工作岗位远远多于5万。因为中国从德国进口的机械或金属产品都是工作岗位很密集的行业，中国迄今为我们带来了劳动岗位，是积极的因素。

德国之声：为什么德国对中国的认知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呢？

花久志：我不这样认为。德国的左翼自由圈子对中国的看法没有什么变化。您所说的走极端是指90年代经济界的报导，是将自己的商业利益混杂其中的。但左翼自由派，中产阶层在89年六四事件之后，就一直从政治体制的角度看中国，视中国为独裁政体。中国是独裁政治，但我们不去观察这一体制正在发生的变化，不去看这一体制正在增加民主的因素。当然从遥远的德国去仔细观察中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我们必须这样做。

德国之声：您在书中引用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话，他称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能干的政府。在您看来，中国共产党在过去30年中最大的功绩是什么？

花久志：我不想说过去30年，就让我们说说今年吧。今年一月，一项新的劳动合同法在中国生效。它涉及8亿工作的中国人。自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这是第一部真正保障员工利益的法律，雇员可以向雇主要求签署工作合同，要求享受假期。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当然这样一部法律不会马上在全国都得到遵守，但在工资涨幅25%的前提下，低收入的群体也更多地获益，穷人的处境会得到改善。我想，这样的发展是共产党极力促进的。

德国之声：您认为中国正在朝民主的方向发展吗？

花久志：目前中国共产党内不断有要求民主改革的声音。今年二月中央党校发表一份改革文件，提出非常明确和现实的政治改革步骤，比如更多的选举，更为独立的司法。我们当然不知道共产党的民主改革诚意到底有多大，党内也一定有坚定反对改革的力量，还有各种利益的代言人。但共产党内也有强大的改革势力，你只要同北京几家政府的智库交流，就能深切感受到，他们中的很多人坚信如果共产党不扩大基层民主，不让公民社会更多地参与，要想长久执政是很困难的。

德国之声：德国执政的联盟党议会党团去年10月推出新的亚洲战略纲领，认为中国对西方构成体制上的挑战。如果您上面的说法属实，那么联盟党的推论就是荒谬的。

花久志：这份亚洲战略纲领将中西方两种政治体制对立起来，而没有看到两种体制发生变化的过程。我们的体制也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渐渐地转变，两种体制其实在彼此接近。这份纲领制造了人为的政治对立，既毫无必要，又十分危险。

德国之声：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

花久志：中国政府和企业不能因目前赚钱之多、之快而被冲昏头脑。他们应当努力加强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可控性。他们现在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最终结果如何，中国政府能否经受种种巨大的挑战，我们拭目以待。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一定还包括如何提高能源效率以及如何减少环境污染。而这两个领域正是德国的强项。德国不应当帮助中国吗？

花久志：绝对应当。德国甚至有道德上的义务。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就已经是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现在较为贫穷的人口也想有取暖设备，想有朝一日开上汽车，这些愿望是合理的，我们不能横加指责。但如果照这样发展，中国在20年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是欧洲和美国的总和。因此我们必须用我们的技术帮助中国，用清洁煤炭技术阻止可预见的发展最后变成生态灾难。

德国之声：施泰因迈尔在中国访问期间建议架设一座德中气候桥梁。您知道一些细节吗？

花久志：不知道。我估计这还是很模糊的计划，还没有资金预算。总理府还没有宣布与中国展开气候合作，共同应对明天的挑战。距离这一步还很遥远。

德国之声：德中关系目前有多脆弱呢？达赖喇嘛今年9月又将来德国访问。如果届时默克尔二见达赖喇嘛，是否会彻底破坏双边关系呢？

花久志：我不知道。目前我在北京正感受着中国人对德国国家足球队的厚爱。在每个餐馆里都能看到人们如何为德国队的胜利而欢呼。这时候我就会想，德中之间的友谊比政治家让我们感受的要深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