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奥林匹克式思维：更快、更远、更高，

吉尼斯记录大全对中国如此重要，

就象几个世纪前欧洲人的戈塔家谱手册一样。

十三亿个个体，没有集体意识，

只是有时候号召一下，通过民族自豪感，把他们人为地捏在一起：

为航天事业、为反对日本人；为奥运、为反对美国主宰；为富裕起来，为对抗非典。

这是一个悄悄的建议：在北京和上海只骑自行车，

汽车成了灾害，

交通堵塞是永恒状况。

据说首都市内已有二百多万辆汽车，

与冒险式的开车态度和缺少警察的调节这两个因素相乘，

看起来就象有一千万个铁皮罐子在滚动。

总有一天，我这么猜想，外面没有车辆运行的声音，只有汽车喇叭声。一切都动不了，也许就是明年，没有人再靠四个轮子出行，一切都停止了。

那时，自行车就赢了。

一千万北京人，好象都藏了起来，汽车的统治力量把他们震慑了。

骑自行车不仅是大城市人替代体育的形式，在北京也能使人精神振奋。

自行车是无声的无政府主义车辆。

骑上自行车，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想在哪里停车，就在哪里停车。哪里都行。

想探索北京，只能骑车。

外国人的大鼻子指向哪里，他就可以把“飞鸽”的车把转向哪里：在街道的左侧，在人行道上，穿过公园和院子，进入胡同。其他人必须停下，只有骑车人不受限制。

不过，骑车人也时刻有生命危险，与汽车竞争等于找死。在超越其他骑车人时，从来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安全感。

但是，在中国骑上自行车，就人人平等，包括外国人，几乎也平等。

“大鼻子”，这是我经常听到的称呼，中国人以此表达他们各种不同的情感。

首先，提醒注意：“看，那里有一个另外的人，他不是中国人。”

或者开开心：“看他长的那德行，不象中国人，真可怜！”

表示高兴：“好啦！就象天下的人一样，他也在我们这里跑跑，现在中国多么开放。”

或者吃惊：“这是什么人？他怎么这个样子？黄头发，皮肤晒成褐色，这么多毛。他想干什么？他可以到这里来吗？没有人监视他？毛泽东时代没有这样。唉！”

表示进攻型的厌恶：“滚开，洋鬼子！你们就想害我们，你们给中国带来的只有烦恼和痛苦。”

或者傲慢：“呸！这个闯进来的人在想什么？我们的文化已有五千年的历史，我们发明了一切，他们不过想争夺我们的地位，他们知道什么？又不是中国人。”

最后也表示善意的好奇：“哈罗！你是哪国人？吃饭了吗？你很有钱吧？我知道你们的足球球员和汽车。”

“我是大鼻子”，我点着自己脸上正中那个最引人注目的位置说。中国人不好意思地偷笑了，因为我把他们的说法用在我自己身上。

为了把自己的眼睛改变成西方人那样，越来越多的妇女去做美容手术。她们的愿望是，有一双洋人大鼻子上面的那种眼睛，世界真是颠倒了。

今天仍然受到尊敬的毛泽东曾给中国人一句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格言，它象任何格言一样可以随意解释：“大多数外国人是好的，不好的只是少数。”

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却是另一种观点：“老外嘛，骗一下没什么。”这里体现的是重商主义、高人一等的感觉和内心不接受对方的情感。

现在，中国媒体向我们宣传第四代领导集体中六十多岁的年轻人的感人故事。“为人民服务”，他们又翻出了毛泽东的这句口号，每个中国人都能以此做祈祷，但其意义却是空洞无物。“为人民服务”，谁这样做呢？不过，至少三里屯的那家名叫“为人民服务”的酒吧是这样做的。

是啊，是啊，党的首脑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很接近人民。节日的时候有他们的照片，他们访贫问苦。温家宝有时甚至穿着球鞋，显得特别平易近人。据说他们关心下层的人，但他们之前的领导人却为资本家进入共产党开辟了道路。

江泽民把他的儿子安排在科学院当副院长。请看，江泽民的儿子也参与了载人飞船“神舟五号”的工作。这是在载人飞船成功后传出来的消息。

李鹏的儿子据说在新加坡住了下来，因为他卷入了房地产丑闻。

新的英雄名叫杨立伟和胡海清。

杨立伟是中国第一个宇航员、宇航员。10月15日，他环游太空21小时23分钟，告别时他漫不经心地说：“明天见！”

他把中心之国的边界延伸到无边。

他又给予人民长期以来已没有的至高无上的感觉。

那么，胡海清呢？她在夏威夷结了婚，如意郎君是百万富翁茅道临。此人拥有一亿五千万美元的财产，曾是中国媒体公司新浪网的董事长。

胡海清是党的总书记的唯一女儿，是总书记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他们都受过教育，当然是在美国。

这是中国变化的一个明显标志：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女儿与一名成功的资本家组成了家庭。

中国已有七千万互联网网友，据说这场婚礼使新浪网的股票快速攀升。党没有发表评论。

西藏的扎什伦布寺内，喇嘛们在学习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理论，这是对他们提出的要求。

四川航空公司在拍卖一个好运的电话号码：88888888，要价是233万元。迷信与财富交织在一起。

还有更大的进步：在中国买火车票，终于也可以同时买返程票了。

中国在经历急剧的变化，但许多事仍然照旧。

没有国际合作，这个庞然大国的革新不能取得成功。

传统主义大社会需要高度工业化世界的技术和财力。后者则需要中国的新鲜动力和新的市场。

但双方还没有放下旧的行为模式，互相打交道时更多的是手足无措。

长城依然存在，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存在于双方。

本文作者豪尔茨是德国电视二台(ZDF)驻华分部负责人。他于1943年12月13日出生在德国北部的波莫瑞。大学期间攻读的科目是出版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艺术史。豪尔茨于1974年开始了电视记者生涯，80年代被ZDF派到当时的民德任常驻记者。作为外国记者，豪尔茨1984至1990年在莫斯科、1990年至1993年在纽约工作多年。自1998年10月至今，豪尔茨一直在北京为ZDF报道中国。